綜合數據和材料，不難看出，財富在增加，快樂卻在減少，伴隨各種社會問題和現代化負麵影響的累積，焦慮確實已經超越了個體化的心理狀態，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全民焦慮”是為時代的病症。
社會學者認為，社會焦慮的出現，一方麵源於當代中國正經曆急速地轉型，人的流動性加劇，相應的社會建設卻不配套，強化了社會成員對生活的不確定感。另一方麵，也是由於隨著社會成員個性意識、財產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人們對現實的生活質量以及未來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視了。
現今的焦慮症確已蔚成聲勢、病勢深沉了麼？或許也不盡如此，因為調查結果還顯示，高達81.1%的受訪者認為焦慮情緒會“傳染”。專家也指出，焦慮情緒確實存在“傳染”效應和放大效應。從公眾的信息渠道來說，微博、微信及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的發展，使得公眾隨時隨地發聲成為可能。當下中國社會急速轉型、變革，社會矛盾加劇，各種衝突也隨之而來，“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負麵信息容易發酵，公眾的焦慮情緒往往因此而無謂加重。從傳媒規律而言，媒體報道本身就具有對事件的放大效應，再加上新媒體不僅能夠製造、發布和傳播新聞，還促進了發布者、評論者、瀏覽者三方之間的交流，由此形成了一種更加多向的交流空間，導致公眾的焦慮情緒傳染速度更快。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群體的普遍性格特征容易受無意識支配，這種“無意義”的網上發聲有時隻是在試圖緩解焦慮、無聊等情緒，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常常會把“鬱悶”“壓力山大”等掛在嘴邊，這是一種變相的宣泄方式，多由傳染導致。事實上，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具有傳染性，比如憤怒行為導致的“踢貓效應”，就是說憤怒行為也是會“傳染”的。
告別“全民焦慮症”，不僅是政府管理，媒體、專家積極介入的過程，更是一個全民參與的過程，個人也當做出努力。在調查中，多數受訪者讚同，每個個體最應努力做到的四點是：1.“行動改變中國，點滴從我做起”，占比49.2%；2.“更理性客觀地看待各類社會問題”，占比47.5%；3.“學點心理學，學會調試心情”，占比42.4%；4.“不抱怨、不盲從，培育積極心態”，占比34.1%。
習近平總書記曾談到：“其實老的問題和新的問題，在中國社會裏麵同時存在。老的問題解決了，我們還在麵對新的問題，在問題麵前也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麵對這些問題。”有專家也指出，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似乎給每個人都提供了流動的機會，但通過流動而真正實現最初希望的人並不會太多，大多數人可能都認為先前的目標沒有實現，因而產生了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