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謂的“陳獨秀問題”
所謂“陳獨秀問題”，實際上指的是陳獨秀的曆史評價問題。這個問題牽延數十年，成為黨史研究中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陳獨秀連續五屆當選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成為中國共產黨曆史上連選連任屆數最多的最高領袖。
在陳獨秀領導中國共產黨的五屆期間，黨經曆了初期成長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戰鬥洗禮，以及慘烈的大革命失敗。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先後為革命獻身。
但是，1927年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對維護當時黨的團結，推動革命的發展，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對於陳獨秀的評價，也有它嚴重的曆史局限性。這些決議以及胡喬木1951年根據這些決議所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黨的一些文件和領導人的文章、講話，給陳獨秀扣上了“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等九頂帽子。因為九頂帽子壓身，又株連到對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曆史地位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的不公正評價。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理論界遵照黨的實事求是傳統，重新考察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隨著曆史事實的一個個澄清，那些加之於陳獨秀頭上的帽子一個個地摘掉，對於五四時期和建黨時期陳獨秀的曆史功績，也有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二、還原陳獨秀“五四運動總司令”曆史地位
新中國成立以前，雖然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並被認為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對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曆史功績還是給予充分肯定，毛澤東在1942年、1945年先後明確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如何學習中共黨史》的講話中說：“在五四運動裏麵，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中又說：陳獨秀這個人，“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毛澤東的上述兩次講話，第一次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具體指的是五四運動。第二次講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則不僅是指五四運動本身，還把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包括進去了，即陳獨秀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還是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那個時期的總司令，時限比第一次講話更寬，評價也比第一次講話更高。
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對陳獨秀五四時期曆史地位的評價出現了曲折的複雜的變化。
1951年出版的華崗所著《五四運動史》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儼然以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自居，但實際上他是以一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資格登場的”，領導新文化運動的責任“不得不落在當時共產主義代表人物李大釗肩上，以及在當時以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登場，但後來終於發展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的魯迅肩上”。另外，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年由胡喬木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對陳獨秀五四運動時期的評價，與上麵所述大致相同。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在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當時他們與《中國青年》編輯部、馬列學院等單位在編輯有關五四運動資料時，不知道如何處理陳獨秀的有關文章，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甚至來信責問“為什麼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此，請示報告提議：“有關的曆史事實的敘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陳獨秀)，有關的曆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動。”這個報告的語氣，已經完全是把陳獨秀當做“反麵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