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接受，並且反映到各種黨史、現代史著作和文藝作品中，甚至中小學曆史複習題中也出現“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填充題，正確答案當然是“陳獨秀”。
三、關於陳獨秀在建黨中的曆史地位
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幹部基礎，恢複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曆史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重新評價陳獨秀在建黨中的曆史地位問題。
但是，同樣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在陳獨秀建黨中的曆史地位問題上，出現了和否定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曆史地位一樣的不公正評價。
195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這樣描述建黨時期的陳獨秀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擔任中央的領導工作。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前和‘五四’運動中間以中國急進的民主派著名；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成了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其中“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至關重要，讓人感覺當時黨是選錯了自己的領導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不但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不提陳獨秀，隻提李大釗，而且講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也隻講李大釗和毛澤東，閉口不提陳獨秀。《中國革命史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當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時，說“他以馬克思主義麵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由於“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說明那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不僅如此，上個世紀50年代，隨著政治氛圍日益“左”傾，不但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中的基本功績，還對陳獨秀進行錯誤的批判。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係還開了一門“陳獨秀批判”課，並於1958年出版了《陳獨秀批判》一書。在錯誤的批判中，陳獨秀的建黨功績不但被抹殺，還被指斥是“混入黨內”，“竊取了黨的總書記”等等。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陳獨秀不但成為“十次路線鬥爭”中“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還在“評法批儒”中被說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對陳獨秀在建黨中的曆史地位問題開始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
1979年是陳獨秀誕辰10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爆發60周年。在一係列的紀念五四運動和陳獨秀問題學術研討會中，不少學者打破禁區，開始肯定陳獨秀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等方麵的功績。有的學者指出：“陳獨秀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總書記絕不是偶然的。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培養幹部等方麵，都作了很大的貢獻。那種認為陳獨秀一貫錯誤，靠名聲欺騙群眾才當上總書記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1980年3月，鄧小平在與有關同誌談《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時，提出不要再提路線鬥爭，並說：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1981年7月，鄧小平在陳獨秀墓地的有關資料上批示：“陳獨秀墓地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委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修墓，並望報中央。”同年8月18日，在建黨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蕭克將軍講道：“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幹方麵接觸了，但不全麵，也還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即便他後期犯了投降主義及開除出黨搞了托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麵研究。”會上，蕭克將軍在談到建黨問題時說道：“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曆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創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蕭克將軍還特別提出：在中共黨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1982年，陳獨秀家鄉安慶市整修陳獨秀墓的請求得到中共中央批準和專門撥款。
黨中央和老一代革命家對陳獨秀態度的轉變，對陳獨秀研究是一個巨大的促進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