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駐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印有“造反有理”語錄的傳單，東道國提出抗議；我駐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語錄牌，宣稱要讓這裏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去某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毛主席語錄標語牌，當局不同意，他們集合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我駐非洲某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
1967年，我國500多名留學生回國，途經蘇聯，其中留法學生到紅場高聲朗讀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語錄、與蘇聯警方發生衝突，挨了打，造成流血事件。其他留學生義憤填膺，成立了留學生總指揮部，準備組織彙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學生，再次去紅場“血戰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陳毅簽發的特急電報，真要在“蘇修叛徒集團老窩”中心開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學生聽說第一批回國的留學生在紅場挨了打，立刻帶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著隊準備到蘇聯駐法大使館去刷寫標語，走到半路就被法國警察截住拘留。我駐法大使親自連夜給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打電話，同時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車把被扣留學生押送飛機場，讓他們立刻登機回國。
1966年，一個青年文藝小組赴法國訪問演出，他們在每個節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語錄。觀眾對此很反感，頭兩三個節目，還能忍受。以後每念一次毛主席語錄，台下就發出一片噓聲，越念噓聲越厲害。大使館的同誌們看到這種情況，建議他們不必每一節目前都念語錄，但文藝小組領導堅決不肯，說節目前念語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創舉。台下喝倒彩，說明觀眾大多是資產階級，敵人反對正說明我們是正確的。
五、因“紅寶書”獲罪的人們
林彪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並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後，提名羅瑞卿擔任了總參謀長。和當時許多中央領導同誌一樣，羅瑞卿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宣傳，對《毛主席語錄》的編輯出版發行，做了很多推動工作。但羅瑞卿被打倒，也恰恰是毀在《毛主席語錄》的問題上。
羅瑞卿主張宣傳毛澤東思想，但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總覺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電話向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請教：“家英同誌，你看那個提法在理論上站不站得住？”田家英當即斬釘截鐵地說：“那個提法是錯誤的！”羅瑞卿問：‘錯在哪裏？’田家英說：“錯就錯在‘頂峰’這兩個字上。因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科學，是真理，而科學的真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前進而不斷發現，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所謂“發展的頂峰”，其含義很明顯，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毛澤東思想就到了頭了，不再發展了。怎麼能這樣說呢？所以，‘頂峰’的提法，是違反科學的，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是站不住腳的！”
羅瑞卿非常讚許田家英的觀點。在對再版的《毛主席語錄》送審會議上，羅瑞卿對《毛主席語錄》的內容沒有提出什麼意見，但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那句話。他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根據羅瑞卿的提議，正式出版時刪去了林彪這句話。後來，羅瑞卿的指示傳到了林彪那裏，成了林彪用來置羅瑞卿於死地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葉群跑到上海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黑狀，導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開背對背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但在那次會議上，林彪沒能置羅瑞卿於死地，因為毛澤東對林彪說：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裏遊泳，還是一片好意。
上海會議以後，林彪很快把羅瑞卿的所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兒。3月在北京召開了由毛澤東及軍委常委參加的會議，就在這個會上，給羅瑞卿的問題定為反黨反毛主席的性質。在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狀”中，他反對《毛主席語錄》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話算是最重大的一條，盡管後來毛本人也明確指示今後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但在林彪的陷害下，羅瑞卿沒能因此減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