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拉美經濟破滅差不多同時，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年均增長在9%以上。徐洪才在書中寫道，1988年弗裏德曼到中國訪問時，也向中國領導人鼓吹過價格自由化方案。結果中國政府價格闖關意圖剛剛顯露，還未及實施，就引起了人心浮動，民間搶購與囤積物資接連發生，中國政府立即停止了這一“小休克療法”，轉而實行價格雙軌製的漸進改革。中國價格改革的經驗表明，在農產品和小商品的價格放鬆管製後，其價格確實短時升高，但很快穩定，農產品和小商品市場迅速繁榮；在工業品的價格放鬆管製後，其價格趨於穩定的周期比農產品長得多，原因是工業生產的勞動分工和協作關係遠比小農經濟複雜。中國的雙軌製改革既兼顧了社會穩定，又加快了學習與創新，成為了“北京共識”的基礎。
“‘華盛頓共識’缺乏對社會傳統的繼承，沒有關於其他國家該自己決定自己發展的建議，而中國的發展顯然與此不同。”雷默總結道。
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受挫，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北京共識”的流行。
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
盡管“北京共識”敏銳地抓住了世界曆史進程中中國崛起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時代大主題，並在知識界引起陣陣回響。但是在中國，從官方到學者，並沒有誰敢於直接使用“北京共識”這樣一個頗具煽動力的概念。
在“北京共識”提出不久之後，它很快就被中國學者轉換了概念——“中國模式”成為一個更為廣泛使用的詞彙，盡管它們的研究對象實際上並沒什麼差別。
事實上，雷默本人並不喜歡將“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等同起來。2005年4月，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他表示，“中國模式”是“北京共識”的一部分，即關於經濟的部分。“北京共識”的範圍更廣一些，和“華盛頓共識”一樣，含有許多不涉及經濟的思想。
但是中國的學者顯然更傾向於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原因何在？俞可平的解釋帶有某種代表性。俞可平說，“‘北京共識’可能更吸引眼球，因為它與早已聲名遠揚的“‘華盛頓共識’相對應，但我並不讚同這一提法，我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因為‘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係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製度和理念”。
而即使是“中國模式”，俞可平也認為其正在形成之中，還沒有完全定型。它的一些典型特征開始初露端倪，但尚未充分展露。
俞可平的這一態度得到與會者的普遍認同。此後，“中國模式”代替“北京共識”，成為描述和研究中國崛起的一個更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就像該研討會上，主持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教授開門見山說的那樣，“我們不可能達成什麼共識”。
不過，雷默先生“北京共識”之父的地位是一舉確立了，他甚至被“世界經濟論壇”稱為“目前在華最傑出的外國學者之一”。
二、美國三大名刊如何熱捧中國
《時代》的弦外之意是，中國已經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從美國刮來的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能讓中國驚慌失措了。
雷默的文章開啟了一個熱議中國的新時代，在全球的媒體和學界，討論中國成為了一種時髦。2004年5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題為《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的文章，稱讚中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政治改革是果斷明智的。同月，墨西哥《每日報》一篇題為《中國：亞洲的地平線》的文章，認為中國奇跡是依照自身情況理智製定社會經濟政策的結果。
一些重量級的人物和媒體隨後相繼加入到這樣一場“大合唱”當中來。2004年7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對“中國模式”給予充分肯定，他認為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中國模式”具有啟示性。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他還清晰地記得斯蒂格利茨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模式堪稱很好的經濟學教材”。
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新製度經濟學的主要奠基人張五常的評價更顯誇張，他說他積數十年研究的基本結論是：自己平生沒有見過這麼好的製度，全世界曆史上沒有見過這麼好的製度。
2005年，“中國熱”再度升溫。美國最著名的三大刊物罕見地集體推出關於中國的重磅報道。5月9日，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的世紀》為題多角度解讀中國。6月20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以《中國的挑戰：崛起的大國對美國意味著什麼？》為封麵文章，認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缺乏生機的經濟體變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場，而一切都在中國共產黨的控製之中。6月27日，美國《時代》周刊以《中國的新革命》為總題刊載了超過20個版麵的相關文章，全麵解讀中國的崛起。在此組報道中，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彭斯教授說，我們從未見過像中國那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時間內以如此強勁的勢頭在增長，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