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老實說，我們對西方的內政很少說，當然說到金融危機的時候也做了一些分析，我認為他們的問題是由生活習慣導致的，養尊處優太久了，當一個民族沒有選擇壓的時候，必然會這樣。我並沒有認為金融危機跟美國的政治製度有什麼關係。我們對美國的民主製度也沒有提出過批評。
黃紀蘇：我們沒有反對一切。有人說美國民主製度是假的，我還專門反駁了一下。任何一個執政黨都需要有外部的壓力，我不認為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用民主來提升日常的壓力，形成製度化的監督，這是有效的。
舒泰峰：在這一點上，看來你們與被你們批評的精英知識分子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你們的真正分歧在哪裏？
王小東：我們反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主張民主，而是因為他們總是把民主跟民族主義相對立起來，把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民族情感相對立起來。他們往往把西方的一些東西當作神明來對待，學習別人的長處沒問題，從仿生學上，可能從蒼蠅身上也有可學的東西，但是不需要因為要學蒼蠅的某些東西，就把蒼蠅敬若神明吧。
舒泰峰：就是說你們希望破除對西方的迷信？
王小東：這麼說的話又把我們簡單化了，又有人該罵我們憤青了，我們說了很多，不光是破除西方的迷信，對中國的迷信也要破除。
黃紀蘇：我的表述是，我們未來的文明一定是屬於過去五千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納了剛過去100多年的東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東西。我專門說了，要警惕以一種傾向反對另外一種傾向。即使西方發生危機了，我們也不是說要對他們進行全盤否定。
舒泰峰：許多人尤其是在網絡上將你們視為民族主義的旗手甚至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你們自己如何定位自己？
王小東：上回英國《經濟學家》雜誌記者的中國助手問我，儒家、馬克思主義、西方，你總得靠一個吧，否則就不係統化了。我說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係統化不用你操心。他不僅給你貼標簽，而且就讓你從3個當中挑。我看哪個也不合適啊。
舒泰峰：但是你們仍然被貼了標簽。
黃紀蘇：我們的知識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個問題，喜歡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這是特別值得警惕的。
二、草根民族主義狂飆突進
草根民族主義情緒上排外，而且表達也很粗俗，老子天下第一。另一方麵，他們雖然本身是文化精英，但是更多地代表社會底層的情緒。網絡憤青可以說是他們最大的擁躉。
對比《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很容易可以得出中國民族主義正在升溫的結論。
“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隻想領導自己”，這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宣言。《中國不高興》就沒這麼謙虛了，直接喊出：中國應該有國際大目標，這個目標“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同一批人，13年之後，發出了完全不一樣的呼聲，他們完成了一次質變。
《中國不高興》使這一批作者名利雙收，不久後，王小東和劉仰又“單飛”出版了自己的專著。劉仰的書名叫《中國沒有榜樣》，副標題“西方不是上帝，美國不是救世主”，王小東的書名叫《天命所歸是大國》，副標題為“中國：要做英雄國家和世界領導者”。兩本書一本顛覆西方，一本樹立自我，擺在一起，連封麵設計都很相似，如同唱雙簧一般，相映成趣。
另一位作者黃紀蘇也出版了首部個人文集，名曰《與精英保持距離》，編輯對此書的推薦語是“最激烈的批判立場，最富於憂患意識的‘中國關懷’”。
《中國不高興》由獨唱變成為合唱。加入這個合唱團的還有摩羅，這位20世紀90年代末在大學生心目中與餘傑等人齊名，被視為“精神偶像”的一位民間思想者。那時，他的《恥辱者手記》風行一時，幾乎成為一代大學生的枕邊讀物，在書中，摩羅以魯迅的姿態，對這個國家的醜陋以及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為此，北大學者錢理群曾稱他為“精神界戰士譜係的自覺承續者”，而餘傑評價摩羅的文字是20世紀末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文字之一”。
《恥辱者手記》之後，摩羅沉寂了10多年，直到2010年初攜帶《中國站起來》一書重新回到大眾視野。可是，人們發現，此摩羅已非彼摩羅，因為這本書完全是一本“混合著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節”的作品。他不再討伐自我，並且轉了一個180度的大彎，認為“中國人沒有所謂的國民劣根性”，同時他與王小東們一樣，將匕首投向了西方，指控他們殖民掠奪的曆史和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摩羅變了，變成了另一個人，《南都周刊》用的標題是“摩羅：從‘恥辱者’到‘合唱者’”，《中國新聞周刊》說“摩羅清算摩羅：從自由主義向民族主義悄然調頭”，昔日的“戰友”餘傑、徐晉如宣布與他斷交，錢理群雖然為此書寫了推薦語，卻回避了書的發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