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們：看上去很精英，感情上仍很草根
如何看待以《中國不高興》、《中國站起來》、《中國夢》為代表的此輪民族主義的本質（同類著作還有《頭等強國——中國的夢想、現實與戰略》，劉濤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9月第一版；《中國力——大曆史、大未來與我們的強國法則》，寒竹、文楊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等等）？
若以作者的身份論，這些作者都可以稱為精英知識分子，他們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一些人活躍於傳媒界和出版界，另一些人則是各自領域的專家學者。但是，若以他們所表達的感情論，我們仍可以將他們歸於草根民族主義，最多也隻是一種升級版的草根民族主義。
什麼是草根民族主義？著名學者徐友漁接受筆者采訪時如此概括：草根民族主義情緒上排外，而且表達也很粗俗，老子天下第一；另一方麵，他們雖然本身是文化精英，但是更多地代表社會底層的情緒。網絡憤青可以說是他們最大的擁躉。
事實上，網絡從來都是他們的福地。極而言之，他們因網絡而獲得拯救，繼而因網絡而得以發展壯大。
被奉為“民族主義旗手”的王小東曾經對此現身說法。他的《天命所歸是大國》一書中專門有一節記述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史。他說，1949年之後，隨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變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主義”這個詞彙從中國人的生活當中幾乎完全消失了。“在我30歲以前，我幾乎沒有聽過這個詞，當然也不會有任何這個詞的概念，所以絕想不到日後我竟然會成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旗手’。”
根據他的說法，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誕生，最早也不會早過20世紀80年代末。它的誕生，原本和外國人沒有太大關係。“它在誕生之初，完全是出於對中國知識界中我後來稱之為‘逆向種族主義’的思潮的質疑……”
作為批判“逆向民族主義”的先鋒人物，1988年7月，王小東將矛頭對準了“逆向民族主義”的代表作——當時紅極一時、反思中國傳統的電視專題係列片《河殤》。他寫了一篇短文發表於《中國青年報》上，題為《激情的陰影》，批判《河殤》的立場。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引起轟動：《河殤》的作者們在包括《解放軍報》在內的許多強勢媒體上發表了大量文章進行圍剿；同時，王小東也獲得了他事先根本想象不到的同情與共鳴。文章在國內得到幾十家媒體的轉載，並為國外多家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中國當代思想史的一份標誌性文獻，譯成外文發表。多年後，王小東說，盡管這篇文章的水平很低，但卻是他被轉載和引用最多的文章。
王小東認為這篇文章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可考的較早的標誌性事件，但是在很長時間裏，民族主義仍然嚴重缺乏發出聲音的渠道——在漫長的十六七年中，民族主義者出版的書籍不過兩三本，就是這兩三本書，出版也非常不容易，而且往往要根據出版社的要求做很多刪改。“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我發表文章的渠道並不多，而且往往是通過特別的私人關係才能發表。”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後半期，一個意想不到的非常強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現了，這個盟友是一項西方人發明的新技術——互聯網。”王小東說。互聯網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發展的重要性可以從被稱為中國當代“自由主義之父”——已故的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評論中得到印證。他曾經在一次會上說：沒有互聯網就沒有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時，王小東也在場。
借助互聯網之風，王小東們扶搖直上，積十餘年之功，竟成一派民意之領袖，這是連王小東自己也不曾意料到的。
事實上，到此次《中國不高興》再造民族主義旋風之時，王小東們已經達到能夠自如操控民族主義情緒為我所用的境界了。
2008年可謂是中國民族主義大爆發之年。年初，奧運火炬傳遞在西方受阻，激起中國億萬網民公憤。4月7日，當北京奧運會聖火抵達巴黎傳遞後，“藏獨”分子粗暴地從坐在輪椅上的我國殘疾運動員金晶手上搶奪火炬未遂，並千方百計衝擊聖火傳遞隊伍。法國媒體卻表現出幸災樂禍的姿態，《費加羅報》和《解放報》這樣的主流媒體竟說“火炬在巴黎慘敗”、“給中國一記耳光”等。
此舉引爆了中國網民的愛國情緒，一夜之間，MSN上滿眼紅色，所有簽名幾乎都加上了“紅心中國”；他們發出抵製法國的呼籲：“從現在開始，不開標致車，不用法國香水，不吃法國大餐”、“起來，脫掉你身上的LV”、“動員令——5月1日中國區抵製家樂福一天”……
媒體調查現實，“抵製家樂福”行動的主力是一群生於1980年前後的白領階層，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年輕人。王小東們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他總結說，火炬事件讓人看到，今天80後比老幾代人愛國得多。他們可能在私德方麵有很多缺點，但是在愛國問題上，在民族凝聚力問題上，80後比70後強，70後比60後強，60後比50後、40後強，體現了一個單調上升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