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最讓人驚奇的是，兩個隔著遙迢距離素不相識的男女，最初從自己的起點各自漫不經心地出發，跨過關山重重，涉經長河漫漫，忽然就在某天某地，一個偶然的轉彎處，自然而然地相會，又因了一個簡單至極的緣由，可能是一句平常的問路，或者是一個隨意而溫煦的眼神，他們相會了。於是，在茫茫人海之中，有著千萬種擦肩而過可能的他們，卻將那千萬分之一的不可能變成了可能，猛然間，他們彼此眼前一亮，繼而小心翼翼地貼近，最終相擁在一起。
其實，這樣的愛情隻會發生在戲中，是好萊塢與日韓言情片慣用的手法。因為編劇們知道，塵世間的愛情過於蒼白、潦草，情感之路又總是塵土飛揚，坎坷顛簸，缺乏想象與浪漫的韻致，所以他們要虛構一條楊柳依依、時斷時續的長堤，讓永無可能在現實中開放的離奇愛情之花，綻放在精神世界的空中花園裏，來安慰俗世中已然泄氣但時存美好遐想的男女。
但比之更讓人驚奇的另一類邂逅，卻在曆史中真實存在過。
一。
光耀古今的文化大師，本就屬於不世出的天縱之才，寥若晨星。曆史長河是那麼浩瀚無際，人的生命又是如此短暫，但灼照萬古的大師有時並不孤獨，在他極為有限的生命之旅中，身旁竟然同行著另一位灼灼其華的大師。
哪怕隻是極為短暫的一瞬，或許是孔子與老子的一次洛陽會晤，或許是孟子與荀子在稷下學宮的一次相逢點頭，或許是李白與杜甫的一次詩文酬答，或許隻是蘇軾與王安石老年後的促膝夜談，但因大師將兩個傲岸偉碩的身影同時疊加在一起，將兩個高聳出雲的肩頭並攏於一刻，那個曆史瞬間便因雙星映空，兩峰並峙，而變得珍貴無比。
金星、地球與太陽每隔六百八十年會有一次三點重合一線的機會，天文學上將之稱為二星映日奇觀。六百八十年誠然漫長，但相對於它們各自亙古而漫長的壽命，這六百八十年一遇又算得了什麼？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兩個人，同時出現在一個時代，而且各自用自己的學術創樹，並肩矗立在永恒的學術天空之中，就顯得不光難得，而且讓人訝異到不可置信。
但他倆就是這樣，各自從自己被覆滅的國度一同走入隋朝，同時因才學深厚而被拔擢，隋末大亂又同時避難鄉間，然後又並肩走進唐朝，同時被選為十八學士，最後又同時用自己學綜南北、兼容並蓄的學養，各自著述出皇皇巨著，定分止爭，立標樹準，從此，自唐以後的中國儒家經典讀本有了固守的圭臬。
陸德明，用他的《經典釋文》為所有儒家經典注釋音義，同時兼載諸儒訓詁，成為儒家經典之源流、版本、音韻的重要著作，古今研經之士始終奉之為考證根柢。
孔穎達，用他的《五經正義》重新編訂儒家群經，結束了南北經學義例的分歧，解決了儒學內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風格之爭，自此，儒學歸統，在版本和經義兩個方麵達到形式上的統一。而且他的注疏成為設科取士的統一教材，被廣為刊行。經學史上所稱“漢注唐疏”，便是對其巨大學術價值的肯定。
他們兩位的學術身影，在初唐構成了學術雙子座，直插雲霄，交相輝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孔穎達這座似乎更亮麗、更嵯峨一些。
二。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生於公元五七四年，北齊武平五年，小陸德明二十多歲，卒於公元六四八年，唐貞觀二十二年。
他出生時的世界，正是城頭王旗頻換，國家弱肉強食，政權更迭無常的南北朝末期。置身在如此大動亂、大重組、大洗牌的紛擾時代，沒有誰敢說自己畢生是哪姓王國的子民。陶淵明讓桃花源人“不識有漢，無論魏晉”，其實正是對強權林立、戰亂頻仍中走馬燈一樣變換政權的極端厭惡。像傅山在明亡之後，堅持以遺老自居，在清初出家後披起紅衣袈裟，暗喻不舍朱姓，甚至至死還苦苦“戀著崇禎十七年”，隻會讓這個時代的人集體笑噴。
村莊還是冀中平原上的那個古老村莊，村中一棵大樹，村口一條小河。但孔穎達的成長日記裏這樣寫道：出生在北齊的大樹下，學步在北周的小河邊，成長在隋朝的大樹與小河間。
公元五七七年，北周滅北齊，舉國集體轉製，四歲的他成為周人。
公元五八一年，隋朝取代北周，舉國二度集體轉製，八歲的他又變為隋人。也便是從這年起，他開始就學。可以說，孔穎達的知性生命起於大隋，並臻於大隋。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披經覽籍，上下求索，終於使知性生命得以完善，並成為一代學術巨匠的時候，這個與孔穎達同步成長的龐大的帝國，卻因自己的狂妄無知轟然坍塌了。可見，不管是對於一個國家，還是對於一個人，隻要你敢於無知，上帝就敢讓你狂妄，並就此滅亡。
有人說，短暫到讓人不可思議的隋朝，除了將一個統一且富足的中國轉身裸捐給唐朝之外，別的乏善可陳。
但我不這樣認為，因為他還給曆史貢獻出一個孔穎達。
一個王國若能孕育出一位大師，即便它一團糟糕，再無所作為，也可以享受這四個字：死得其所。
的確，隋朝的政治空氣在楊廣的折騰下雖然汙濁不堪，但其學術空氣卻一直較為清新。而這，對孔穎達而言至關重要。
承當時北方少數民族重視漢文化餘緒，隋文帝楊堅在統一全國之後，意識到儒家思想才是立國之本，治國之術，於是廣招天下儒士，寵以爵祿，使得“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矣”。
而且，他通過超擢奇秀、厚賞諸儒等係列國家行政手段，“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出現了“負笈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的儒學繁榮局麵。
正是在這樣一派舉國上下尊儒重教，城市鄉間書聲琅琅的環境中，孔穎達開始了他畢生不息的學習生涯。
相對出生於江南的何晏、王弼、顏之推等大師，幼年即天賦異秉，用種種聰慧特達讓人驚為天人，出生於北方的孔穎達則顯得平實很多，他更像個出生於傳統詩書世家的篤實好學的孩子，“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
而就在這時，他遇到了天下名儒劉焯，這個影響他一生學術事業的指路之人，“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
先來看看劉焯先生的師承。
徐遵明是北魏後期最有影響的儒學宗師，曾撰《春秋義章》，主要傳授鄭玄之學，北齊經學諸生，多出自其門下，北齊最有影響力的儒學大師熊安生即是其弟子。熊安生治經不拘一格，廣征博采，學風兼綜南北，不僅著述方式采用南朝的“義疏體”，而且注經方式也頗類皇侃，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劉焯與他的好友——另一位同時代儒學大師劉炫，均是熊安生的門生。
《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說他們知識淵博，學問高深，並為儒林一時之重。“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裏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劉焯有個毛病，“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嚐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劉炫也有個毛病，“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當牛弘經奏請皇帝同意為國家圖書館購求天下遺逸之書時，劉炫為獲得財利，不惜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假冒古籍售出。
所以，當孔穎達負篋而來，登門求學時，劉焯以其慣常的傲慢之態，並不正眼看待這個少年。後來當孔穎達與之麵對麵討教，請問質疑，所提問題皆深致剴切，大大出乎老師意表，劉焯這才改容以敬，知道這個學生不同尋常。如同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升堂見師麵，而一見之後，便提出告辭，孔穎達也向劉焯辭歸。望著弟子遠去的背影，不知劉焯老師可曾像馬融那樣，若有所失又充滿自得地說一句：“孔氏今去，吾道東矣！”
回家後，孔穎達開始了他的設帳授徒教學生涯。那一年，他才剛剛二十歲。
想想陸德明二十歲時即已成為南陳的國子助教，走上講台的孔穎達大可不必為自己的年齡問題而羞澀，或腳步躑躕。
三。
公元六〇四年，隋煬帝楊廣即位，改國號大業。
這個大隋第二代領導人立誌要用大手筆改造這個國度，以顯示自己的才幹遠非第一代領導人可比，因而總是表現出一種張揚、鋪排、豪闊、亢奮的勁頭。
不管是發全國民役，開鑿大運河，還是廣造龍舟，讓蜿蜒數百裏的船隊翠華搖搖地行進在去揚州賞花的路上；不管是將長安所有的大樹都纏上錦緞，令所有食肆均免費供應，讓應邀而來的西域胡人看看天朝是如何富有，還是窮兵黷武，三征高麗，隻為展示大隋威武，惹我一絲不快者，雖遠必誅……處處透著打了激素後的“大躍進”姿態。
同樣，出於楊廣好大喜功的心理，與一種粉飾太平的作用，他甫一即位，就高調喊出“儒學興國”的方針。
隋文帝楊堅雖在一統江山之初，也提出“儒學為本”的治國理念，但由於佛老儒三學從南北朝起便已並行，及其幼年曾養於比丘尼的特殊經曆，再加上垂垂老矣時的心誌皆衰，晚年之時的他，卻又“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鹹非篤好”。宮中好細腰，民間多餓殍，上之所行，下必效焉，到隋文帝仁壽年間，儒學已經衰微到天下之學盡廢，舉國上下隻保留一所國子學，而且隻留有儒生區區七十二人。就這七十二人的儒生隊伍，恐怕也是取意孔子教徒賢者七十二而做做樣子，湊數而已。
《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道盡此時儒學的尷尬局麵。
於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鹹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複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