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再強求為官，隻是一場免費旅遊邀請，去去何妨？
那就走吧。次年春天吳澄抵達大都，好友程钜夫再次力勸他入仕，吳澄仍以母親年老堅辭。
此時，同行的二十多位江南文士都留在了燕京，皆欣然被授以官職，享受起了元朝的榮華富貴。隻有吳澄，在同行朋友“群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的惋惜裏，孑然歸南。
回鄉的途中，他會否回頭遙望燕京，向吟出“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而深得元世祖讚許的此時任兵部郎中的趙孟頫，輕挑一下眉頭，然後從鼻腔深深地“哼”一聲呢？
五。
君自橫行儂自淡，升沉不過一秋風。
吳澄再次回到他舊有的生活秩序之中，教書、讀書、著書，構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一晃，又是十五年！
此間，應宜黃吳東子之邀，前往義塾“明新堂”開課講學，宣講理學奧義。遠近學子慕名前來求教者，絡繹不絕。
深以朝廷不能籠絡吳澄為憾，又深為欽佩吳澄學問的程钜夫再次上疏朝廷：“吳澄不願仕，而所考《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俱有成書，於世有益，宜取置國子監，令諸生經習，次第傳之天下。”
忽必烈爽快地答應了。他沒有以吳澄不仕本朝惱怒，而是聽取程矩夫的建議，移命地方官員前往吳澄家中抄寫書稿進呈，藏國子監崇文閣，以備諸生覽閱。他還下令地方政府對吳澄給予禮遇和優待。康熙後來對待堅不仕清的大儒黃宗羲如出一轍，他一定是在忽必烈這裏找到了學習的模板。
作為一代大儒，吳澄早已聞名遐邇，他的學術聲名此時響徹大江南北。
公元一二九五年，吳澄隨意出遊至龍興西山。江西湖東道長官郝文獲悉後，盛情迎吳澄入城，並安排吳澄在郡學講授《易經》。郝文將自己一直懸而不解的《易經》疑難問題一一向吳澄請教，吳澄娓娓而答，深中肯綮，讓郝文等在座學者歎服不盡。為此，郝文特地命人將這次解答全程筆錄，編纂為一冊《原理》，供學者傳抄研習。
江西省元明善向來以文學自負，好辯難，喜勝伐，常常以其高深學問而使同座者理屈。聽說吳澄前來講學的消息後，不服氣的他挖空心思找出《春秋》之中數十個問題，專門前來為難吳澄。吳澄則依方辯對，不假思索，隨口對答，所答之清麗高妙，所言之深遠劌切，遠超過問者所期。
仿佛三國時鄭玄走進袁紹的宴席，先是被不服氣的河北諸公故意刁難，最後是舉座驚服，如遇天人。元明善最後誠懇地說：“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先生之學，程朱之學也，請執弟子禮終身！”
這就是大師，學淵如海，永遠於不動聲色之中笑納百川。
與程钜夫誘騙吳澄至燕京整整隔了十五年，公元一三〇一年，江南行台禦史中丞董士選再次力薦吳澄。朝廷下詔任命吳澄為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製誥兼國史院編修，吳澄聞聽後立刻寫信給董士選，明確表達了自己對大多數人貪求功名的不屑，認為他們“舐痔嚐糞，何所不至”，望董士選理解自己“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的心誌，成全自己不仕的意願。
但朝廷依然“敦遣”他赴京，被迫之下，吳澄隻能磨磨蹭蹭上路。
腳步挪動得太慢了，當他走到京師時，吏部已經將原先授予他的官職另行安排給了早已對之垂涎良久的別人。
如此甚好。按捺住心中的竊喜，吳澄再次喜氣洋洋地返鄉。
回到撫州，又飛來官帽，這次是讓他擔任江西儒學副提舉，吳澄仍拒辭不赴。大德末年，江西行省再次催請他赴學職，先後派人前來禮請達十數次，邀請函與謝絕書相互往來達數十封，最後，吳澄仍堅持以病為由，穩坐家中。
公元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朝廷又以國子監丞之職詔命吳澄。這一次他沒有拒絕，也許，到國家最高學府去教導諸生，化其人為君子士大夫，易其俗為禮義廉恥，正與他續道統、傳絕學的初衷完全一致吧，吳澄爽快答應了。
國子學因吳澄的到來頓時麵貌大變，《吳澄年譜》記載道：“翕然歸向。公清晨舉燭堂上，各舉所疑以質問；日昃退就寓舍，則執經以從。公因其才質之高下而開導誘掖之。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一時觀感而興起者甚眾。”
元仁宗即位後，吳澄任國子司業，劉賡擔任國子祭酒，為吳澄的直接領導。麵對學淵德高的吳澄，劉賡勉為其難地對大家說：“朝廷徒以吾舊臣，故自台臣來領學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時不可失，師不易遇，諸生其勉之。”吳澄則結合當年程朱教授之法，在國子監分設經學、行實、文藝、治事四門，力主以課讀講習責督諸生，在“道問學”中注重學生“尊德性”。此舉卻引來議論紛紛，反對者據此認為他所持的是陸學，有悖於程朱正宗理學，不適合居國子監師儒之職。
一個早在陸九淵、朱熹生年就已被當事者雙方圓滿解決的問題，此時卻仍被尊朱抑陸的一幫腐儒拿來說事兒。麵對這種東西，大師當然不屑與之辯解，更羞於與之為伍。那麼，屬於自己的選擇就隻有一條路：拂袖而走。
公元一三一二年吳澄辭職告歸。國子監學生們聽到消息後，集體追至通州河碼頭上懇請老師留下，朝廷也為此派遣特使前來阻止，然而大師去意已決，揚帆而去。
再見了，燕京。
一葉扁舟將吳澄送回故鄉撫州，他又回到黃葉林下著書、幽靜學院授徒的早年生活中。公元一三一七年，在江西行省官員的堅請之下，吳澄被迫同意主持元朝恢複科舉製後的第二次鄉試。同年朝廷又以集賢直學士之聘召命，北上途中，吳澄因病發而停留腳步。
公元一三二三年，元英宗以翰林學士、知製誥、同修國史之職遣使禮聘吳澄。到達大都後，元英宗交給大儒吳澄的第一個任務卻是為金書《佛經》作序。雖為皇帝所命，但力劈佛老向來是儒者的責任，怎麼能拋棄所持道義而茫然聽命呢？吳澄當即拒絕。次年，泰定帝即位，吳澄成為侍講，為泰定帝講《中庸》及《資治通鑒》。由於他講解之中，“言溫氣和，經旨敷暢，頗得古人勸講之體”，讓皇帝倍感滿意。翰林國史院設局纂修《英宗實錄》，他又被指定為寫作者。完成之後，七十七歲的吳澄告老還鄉，朝廷“賜鈔幣等，遣翰林編修送到家裏，以示優禮”。
晚歲歸家卻並不是為了醉心夕陽，頤養天年，而是要騰出時間，來完成自己未竟的學術事業。
他又一次回歸到自己的經學研究之中。
杜甫說，晚節漸於詩律細。吳澄用自己的學術實踐回應了這位活躍在大唐的詩聖。雖然吳澄並不看重作詩，也不以文辭為能事。繼早年完成的《周易纂言》、《尚書纂言》之後，吳澄又在此時相繼撰寫《詩經纂言》、《春秋纂言》、《禮記纂言》、《易纂言外翼》等書，完成了理學史上由南宋到元朝的學術嬗變，也為明代理學完成了重要的學術過渡。
他的研究方式近似於“北宋五子”，即在廣泛閱讀，窮究其理基礎上，撿拾要髓，博采眾長，然後本乎於心，“以己意論斷”，最後發朱熹研究“五經”時留下的“未盡之意”。
黃百家在《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中評讚：“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建陽即朱熹，北溪則是陳淳，朱熹的高徒之一。
將吳澄認定為朱熹賡傳，並遠遠超越那些朱門高徒，這個評價很中肯。
六。
其實，不管是黃百家評價其“非北溪諸人可及也”，還是國子監同僚指責其不適合居國子監師儒之職，原因都是一個，那就是吳澄兼綜朱陸、自為一家的獨特草廬學術體係。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中講過：“草廬出於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嚐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
取道於朱，融合以陸，最終和會朱陸，這是吳澄的學術基本特征。
他認為理在氣中，理是氣的主宰。為學之要在於心，主張反之吾心，體仁之本，主敬為要。與程朱一樣，吳澄認為：“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為之動矣。”“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乎人欲之妄為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複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
但他又不全同於朱熹，他曾說：“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故而，當學者執經問難時，吳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再讓他讀書窮理，以道問學。“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在談如何讀《四書》時他講道：“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在這裏，他提出不能“徒誦習文句而已”，強調“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這就將朱熹的“道問學”與陸九淵的“尊德性”折中到了一處。“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這些思想無疑大大超越了元朝同時代所有儒者的學術水準。
應該說，朱熹的學術能在元朝被立為官學，首先有賴於趙複被俘將程朱理學帶到北地，後經姚樞傳授，許衡、劉因等人發揚，最終才使得吳澄能一枝獨秀，大放光明。
但趙複之學隻是局限在朱熹理學的單調重複。將程朱之學參以陸氏心學，和會一處，統貫一家，最終使得理學發揚光大者卻是吳澄。
因而可以說，他是兩宋理學的總結者，同時也是明代理學的先導人。
公元一三三三年，元順帝元統元年，吳澄以八十五歲高齡卒於家中。
在他身後，一個叫王陽明的儒生將在一百多年後的明朝，以一聲嘹亮的啼哭呱呱墜地，他將用自己的努力將心學推至臻境，來回應並致敬躺倒在元末的大儒吳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