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二六七年，十八歲的吳澄已經學有大成。他在此年作《道統圖並敘》，梳理儒家道統承傳脈絡的同時，慨然以朱熹之後的道統接竹引泉者自認。他說：“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斯時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言辭之中，為往聖繼絕學，替萬世開太平的遠大理想抱負溢瀉而出。
他接著說：“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
這話聽來很熟，在《大學章句序》中我們就曾聽到過另外一個人曾用這樣的口吻自命：“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那裏是朱熹，他要接力二程。
這裏是吳澄，他要續航朱熹。
三。
公元一二七〇年，宋度宗鹹淳六年，吳澄赴撫州鄉試，中選。次年，再赴京師參加省試，落第。從此，像伊川先生程頤一樣，他與科場徹底告別。
盡管，曆史還留給南宋朝廷僅剩一次舉辦科舉考試的機會。但吳澄已經決意離開，再不回頭。從寫給友人的信劄中已經表明，他要“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
於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沮喪或失落之情，有的隻是羈鳥歸林的雀躍與欣喜，與舉業完全訣別的他回到故鄉，立刻開始整理多年來熱衷而又無精力打理的理學探研心得隨筆，纂定為一部《私錄綱領》。
程若庸讀完此書後大為震驚，為之欣然作跋：“若庸來此二十二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弱冠而有此誌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晝方旦，何可量也！仆雖老不敢自棄，願聞切磋語。”
這既是一位老師對弟子的由衷讚賞，也是一位前輩學者對年輕學者的高度評價，更是一位儒學大師對另一位大師的專業認定。
吳澄很淡定。他築起草屋數間，決心隱居鄉間，不問世事，從此走上邊研習聖賢經典，邊聚眾授徒，為世間傳播真知的人生之路。為此，他以諸葛亮躬耕南陽，屏息靜臥草堂以待時變，來隱喻自己的淡泊明誌，心懷天下。他特意在草屋門兩旁別出心裁地貼出一副對聯：“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好友程钜夫因之為草屋題名——草廬。
然而，蒙古軍隊的鐵蹄正鋪天蓋地由遠及近而來，這間弱不禁風的草廬又將怎樣抵禦即將到來的災難？
宋度宗鹹淳七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改蒙古國號為大元。意思是物之所本，事之所始，以示正統，是為元世祖。次年二月，遷都大都大興府（今北京）。在蒙古人的淩厲攻勢下，南宋連連丟城失地，節節敗退。公元一二七六年，蒙古大軍分三路彙聚南宋首都臨安。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的文天祥，奉命前往蒙古大營交涉時被扣留。二月南宋恭帝投降，恭帝與其生母全太後等人被北擄押至大都。
此後，益王趙昰即帝位，是為宋端宗。文天祥被元軍押往大都途經鎮江時逃回，被任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與樞密副使張世傑一同擁戴端宗逃亡閩南。兩年後，九歲的娃娃宋端宗死於亡命途中。六歲的趙昺繼嗣而立，是為宋末帝。公元一二七八年十二月，文天祥兵敗海豐五坡嶺後被俘，被押往元大都。次年，元將張弘範以舟師圍崖山海口，走投無路之中，左丞相陸秀夫背負年僅七歲的趙昺投海自盡，南宋政權宣告破產。
此時，文天祥正被羈押赴北的途中，聞此噩耗，他立刻肝腸寸斷，悲憤難抑地寫下《哭崖山》：“寶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灑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如悟人間萬法空。”
山河破碎，故國無覓！
又豈止是“孤臣血淚灑南風”的文太師一人深感悲傷與絕望呢？每一個痛失家園，淪為亡國奴的人，都會在心理上本能地對異族入侵者產生強烈的抵觸與排斥情緒。
知識分子尤甚。他們所接受的儒家傳統教育，使他們秉持“春秋大義”，堅持“夏夷之辨”，倡導“忠孝節義”，因而恨更深，抗更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嶽麓書院師生的抗元。當蒙古大軍兵臨城下時，嶽麓書院山長尹穀帶領學生寂然無動，安心讀書。當元兵攻城之時，他們放下書本，毅然操起武器登城，與軍民一同浴血奮戰。城破之日，他們慷慨赴死，“多感激死義”，“死者什九”，尹穀先生則舉家自焚以殉國。
南宋滅亡之後，士人階層出現了一個如鄭思肖那樣的“此世隻除君父外，不曾輕受別人恩”的自認前朝遺民群體。他們歸隱山林不仕新朝，身食元粟但心係亡宋，或悲哭終生，或平居喪服，或遁入空門，或入山為道，以傲然而決絕的不合作態度來麵對蒙元統治者。
吳澄就是其中忠實的一位。
但於他而言，還有更為重大的使命在身。在這以夷變夏的曆史關口，力肩聖賢之道，扛負起文化與曆史使命，強忍悲傷，以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的崇高責任，聚眾授徒，傳唱儒學，在這天崩地裂的乾坤倒轉之時，在異族粗暴的馬蹄踐踏之下，在滾滾胡塵之中，為中華文化保留住血雍。
以遺民自居，創建書院與精舍，教授後進，表率天下，在元初已經成為士人的普遍選擇。
參與興學辦教的人群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布衣身份講學，至死捍衛並懷念南宋，屢薦不起，堅決不與元政府合作；另一種是先以遺民身份於民間辦學，隨著時光將亡國之痛漸漸剝落之後，而走上書院山長、學政或教授的學官崗位，食其祿以施教。
他們抱著“異族之侵擾橫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後學，勿以當前進取為功，而以潛藏待時為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剝窮必複之機，則於人心亦不無小補”的心理，認為自己雖為生計而不得不暫時隱於儒官，但卻是在維係斯文，有功於聖賢一脈。
這一切都被忽必烈看在了眼裏。他們在用武力征服中國之後，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廣大的士大夫階層先前為保衛南宋政權赴死力爭，現在南宋政權雖然垮塌，他們放棄了武力對抗，但他們在心中懷念故國，尊王攘夷的思想仍異常高漲。
為了政體的長治久安，蒙元統治者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文化政策，反過頭向被征服的民族討教文化，以推崇理學來重新架設自己的社會上層建築。因而，元統治者對各級書院包括民間書院普遍采取了支持政策。
於是，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個僅此一例的意外個案。在經曆連年戰火與廝殺之後，於國家初定、改朝甫完之時，限於經濟蕭條、國力不濟等影響，立國之初的書院一般都比較蕭條，但呈現在元初的景象是書院異常興盛。
吳澄，就是這樣走進了他的書院，走進了他的心靈守衛之所，也走進了他的精神家園。
四。
到公元一二八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吳澄過了十五載這樣的時光。
十五年的光陰，能將當初一段刻骨銘心的情事風蝕為一盤散沙，也能將早年一起錐心的痛苦消磨得斑駁無色。這世界沒有什麼能經得住時光的經久打磨。
更何況，元世祖對中原知識分子及漢文化的持久傾心與衷心擁戴，也足以讓這些人曾經勢不兩立的對立情緒緩和下來。怒目相向的眼神，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被置換為一種默然認可，乃至心下暗許的神情。
與魏孝文帝拓跋宏、清康熙帝玄燁這二位完全流淌著異族血液卻對漢文化始終無比歆羨，完全持有擁抱姿態的有為之君相比，元世祖忽必烈也絲毫不遜色。
早在公元一二四四年，他尚為世子之時，就派遣趙璧、許國楨前往保州禮請金朝狀元王諤來元，與之“朝夕相見，問對非一”，對其修身、齊家、平國、治天下之儒家之道心悅誠服。忽必烈當時就說：“我今雖未能即汗，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蒙哥即位之後，忽必烈掌管漠南地區，他積極網羅漢族士人，像楊惟中、姚樞、郝經、王文統等漢族精英紛紛前來投靠，這些人為他建立元朝，推行漢化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公元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即位之後，他聽從漢人劉秉忠建議，建元紀歲，完成從大蒙古國到元朝的政體嬗變。繼之，按照漢族王朝的政府組織形式，在元設立中書省總政務，設樞密院掌兵權，設禦史台管司法，並全麵效仿並推行漢族王權管理國家的係列製度。
以武力征服了漢人，最終又在文化意義上拜漢人為師，被漢文化徹底征服。
公元一二八六年冬天，時任行台治書侍禦史的程钜夫，奉元世祖之詔到江南搜訪遺逸。
程钜夫不是別人，他就是程若庸之族子，吳澄十六歲時即結下深厚友誼的好友。據《元史·程钜夫列傳》載，因叔父程飛卿在南宋做建昌通判時，舉城降元，程钜夫被作為人質而北上入元。起初，他被授為元朝宣武將軍、管軍千戶，後來見到元世祖忽必烈後，對答之間，“帝大奇之”，隨即升任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有兩個人對忽必烈影響至深，他們用自己的學術才華首先打動忽必烈，進而向他鼓吹宣講儒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最終使得忽必烈積極網羅漢族知識分子以為己用，尊重儒家大師，積極推行漢化政策。
一個是姚樞，另一個就是程钜夫。
姚樞在蒙古大軍南下時，奉詔在戰火之中搶救被屠戮之地的人才，尋“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儒學大師趙複就是在臨投水自殺時，被他極力勸告，來到元朝首都燕京的。從此，“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複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自複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姚樞後來成了趙複的學生，他在退隱蘇門之後，承繼趙複所傳之學，傳授生徒，“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複始”。是姚樞的繼傳，使北方的學者全麵領受了程朱之學。
程钜夫，則是在元朝已經安定之後，提出搜訪江南遺賢，得到忽必烈的激賞與讚同後，奉詔南下求賢。他跋山涉水辛勤走訪，苦口婆心殷切勸導，趙孟藡、葉李、餘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衝子、淩時中、包鑄等一大批南方知名學者或從林下，或從深山絡繹而出，紛紛走至燕京，“皆擢置台憲及文學之職”。
程钜夫的人才搜羅名單上應該早早就首先寫下了兩個人的名字：趙孟頫，吳澄。
令人想不到的是，本為趙氏宗族的趙孟頫欣然應允，來到元都燕京後，甚得元世祖青睞。其後官位亨通，一路做到吳興郡公、集賢大學士、魏國公。
也令人想不到的是，閑居在撫州一個叫布水穀幽僻之地的吳澄，卻堅決拒絕仕元，隻是潛心撰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禮記》，做儒學的案頭功夫。程钜夫“命郡縣迎吳澄，至則強使出仕，吳澄以母老堅辭”。程钜夫於是說：“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