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樣的超越性的宗教沒有占據上風。
人都是需要給自己的行為一個評價，從而給自己一個評價，給自己一個意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說是所有人的心理，我們需要意義感，需要讓自己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自己這個人是有價值的。我們不是動物，動物可以滿足於僅僅"飲食公母"，人僅僅"飲食男女"是不會完全滿足的。雖然有些人誌向比較低，最後放棄了更高的追求，退而回到僅僅飲食男女的動物層麵，但是那隻是一種無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個全知的神，我們就可以讓他來評價我們的行為。隻要我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誠的，那就夠了。就算當時和後世有千千萬萬人對我們唾罵，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畢竟那千千萬萬人和全知的神相比還是無知的，他們不了解我、誤解我也都不足為奇。當然我們由於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難達到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可以自己獨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這樣一種文化，一種"罪感文化"：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點，我盡力改變自己以接近神。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我和神的關係，和其他人的關係是次要的。
但是中國不同，中國的主導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墨家是個例外，後來的佛家也有新的影響，這裏先不談)。因此，中國主流文化中評價一個人的任務，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這種他人的評論體現於當時的"輿論"和後世的"曆史"上。所以中國文化是一種"恥"的文化，當你做了錯事，你不是無法麵對上帝，而是無法麵對他人，大家會認為你的行為是可恥的，而這種評價帶來一種力量——"千夫所指"據說能讓羞恥中的人無疾而死，實際上比死也許更難過；因此中國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恥心就是中國文化中用於約束人的行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恥心，則人就不會為所欲為，即使是掌握最大權力的國王，他可以不擔心其他的約束，卻也會擔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責嘲笑批評和非議，也就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才能得到大家的積極評價。
而在當時的輿論和後世的曆史這兩種評價中，前一種固然十分重要，後一種的重要性卻略勝一籌。因為，我們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許會犯錯誤。減少這個錯誤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靠人數，畢竟多數人都同時犯錯誤的可能性相對小一點，所以，如果少數人批評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關係小於"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數人也會犯錯，所以另一個減少這個錯誤的方式就是，靠時間，我也許會希望當時大家雖然錯誤地指責我，但是時間過去後，事情會慢慢清楚，而曆史會還我清白。這也就是中國人重視曆史的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設計，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種規範約束作用，通過評論曆史人物，對一些人給予褒獎，對另外一些人物給以批判，就可以使當代人知道什麼行為是好的，什麼樣的人是我們的典範，什麼行為是不好的，什麼樣的人會受到後世千千萬萬人唾罵。秦檜跪像被後世千千萬萬人"唾"罵，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這個方法會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沒有寫作，卻編著了一本曆史書《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怕什麼呢？孔子並不會給他們帶來現實的危害，隻是通過權威性的、有影響力的曆史評論，使"亂臣賊子"的身後名受到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實際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種"社會學習"能力，當人看到別人的某個行為受到了褒獎，則自己也就會傾向於學習這個行為；看到別人的行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傾向於避免這樣的行為。如果我們把孔子作《春秋》的行為簡化來看，實際上就如同一個兒童對另一個兒童說："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是好樣的；如果你那樣做，你就是烏龜王八蛋。"隻不過孔子把"好人"換成一些更深奧的詞彙，如"忠臣烈士"、"仁人誌士"、"正人君子"等等，把"烏龜王八蛋"也換成一些更深奧的詞，"亂臣賊子"、"衣冠禽獸"、"無恥之徒"等等。我這樣說並無絲毫貶低孔子的意思，實際上我們人類自我約束能力很差，而社會中的人沒有自我約束又不行，所以必須發明出一些辦法，而所有的高級方法，說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種方法的改進而已。用給好壞"命名"的方法來約束人的行為，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兩千年來在中國也起到了相當程度的積極作用。我認為今天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修當代史，以及重新解釋古代史，來給今天的人傳達一種良好的倫理規範。柏楊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釋了《資治通鑒》，並且在書中直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說"漢武帝"如何，而說"劉徹"如何如何，這樣就削弱了中國人對帝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說，柏楊通過直接臧否人物，對古代的人物給出了全新的，在我看來也是更好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