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淒涼。細雨夾著小雪，淅淅瀝瀝，彌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區。《人民日報》的社論是這樣寫的：“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在新年到來之際如此低沉，如此沮喪，以往這種情形十分少見。自從8個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闖關”的方針，這個國家的確在變，變得越來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經濟一舉突破，不料掉進惡性循環的泥沼。億萬民眾遭遇通貨膨脹，不免驚慌。有人搶購糧食，有人擠兌銀行。政府改弦更張，拿“治理整頓”代替“闖關”。有人指天罵地，有人開始懷舊，有人高唱“跟著感覺走”，大家不約而同，把諷刺詩編得既犀利又好笑。
這時的白頤路上活躍著一個特別的小團體。他們自稱“沙龍”，沒有嚴密的組織體係，形式散淡，以喝茶閑聊為多，成員都是新公司的領導者，包括“兩通兩海”的領袖們，甚至陳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兩個月，他們活動頻繁，人數漸多。這些“企業領袖”采取“輪流做東”的方式，不斷更換地點和話題。這些人坐在一起吹噓自己的成功，也傾訴苦惱，互相傳遞經營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繳稅款、逃避政府監督。中關村空前絕後的這個“沙龍”，如果真的就是這些話題，倒也罷了。問題在於他們還有國家大事要談，不是分析改革順逆，就是判斷經濟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聞。他們把中南海叫“海裏”，把黨中央叫“上麵”，常常通宵達旦說個不停，不論真假，就像親眼所見。這也難怪，那是一個思想活躍的年代，帶著過去的烙印，而新市場遠沒有今天這樣發達和成熟，沒有證券交易所，沒有風險投資，沒有股票期貨，沒有樓市，沒有源源不斷的技術更新和產品換代。那時候人們恥談利益，而對國家大事抱著一種奇特的熱情，就像今天談論股市沉浮和房價漲跌一樣。
四通總經理萬潤南滿有把握地預言，中國的政治大變革就在眼前，而中關村將是其中一個重要角色。這是要給中關村的新革命賦予政治意味。一個做公司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也隻有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才會發生。然而事情還沒有完呢。科海總經理陳慶振估量“電子一條街”上崛起的企業群體，發現眾人各自為戰，“重複勞動太多，智力和財力都在內耗”，進而倡導“聯合”。他的想法本來隻有經濟含義，但在當時的局麵中，難免被賦予“組織起來”的意味。大家於是籌劃成立一個“中關村電子集團”，還當場確立“集團宗旨”：“用同一個規劃做事”，“用同一個聲音說話”。說白了，這是要讓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業家聯合起來，步調一致。
現在回想起來，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過於天真，就是過高估計過去一年獲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這些熱衷政治的人，這些試圖組織起來的人，這些想要“用一個聲音說話”的人，就會在事態的急劇變化中大吃一驚。
當時社會對於白頤路的民營經濟百般疑慮。慶幸的是，那時新公司還沒摘掉頭上的“紅帽子”。可以說，除了王文京的剛剛成立的用友，中關村的所有人頭上都有一頂“保護傘”——不是“全民的”就是“集體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在這個夏天來到這裏時，胡昭廣便把“紅帽子”一個一個拿出來。他說：“社會主義改革事業欣欣向榮”。看著這位市長滿臉疑問，他又辯解道：“這種企業的特點是實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運行機製，能把沉澱著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激活，即使不投資也能產生大的效益。”這一番話說得陳希同高興起來。不過，這位市長顯然更關心白頤路有沒有把“全民所有製”給吞噬了。胡昭廣於是趕緊報告：“在700多家新技術企業中，全民所有製企業占71%。”市長大感欣慰，滿臉堆笑，連連說：“一旦把知識分子解放出來，將會產生多麼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識分子於是大著膽子站出來，以“民辦企業代表”的身份說了一番話，沒有反應。聯想的柳傳誌當場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條‘捧泥飯碗’的路，我們衷心地為這條成功的路叫好”，也沒人鼓掌。報紙上倒是有些說法，不過不是“叫好”，而是在闡述“民營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