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吳昌碩(公元1844—1927年)原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碩。另號缶〔fou否〕廬、苦鐵、老缶、大聾、石尊者、破荷亭長等。70歲後以字行於世。他出生在浙江省安吉縣鄣〔zhang章〕吳村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祖父、父親皆為舉人。吳昌碩八歲能作駢文，10歲就磨刀刻印。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家遇兵亂，家業破敗，流落他鄉，五年方歸。遂發奮讀書。鑽研文字學、經學，並一度問業於經學大師俞曲園。相傳吳昌碩曾得俞老先生“業精於勤”四字，視如珍寶，不舍懸掛於壁，藏於箱底，後失落，友人問他：“你得俞先生字，不舍得掛出來，偏放在箱底，如今失落了，你也不著急，這是為什麼？”吳昌碩回答說：“何必著急，我已把俞老先生的字掛在心上，不是比掛在牆上更好嗎？”他22歲曾考中秀才，但絕意功名，潛心鑽研金石、書法與繪畫。29歲移居蘇州，結識了蘇州、上海許多著名收藏家和藝林名宿，同時接觸了大量古代彝器和名人墨寶，藝事大進。50歲後，同鄉丁蘭蓀憐其生活清苦，舉他做了江蘇安東縣令。時江北多盜，苦緝捕，且性疏放，不願曲意逢迎，蒞官一月即辭去。從此鬻畫上海，忍苦耐貧，曾取“寒酸尉”自嘲。其間與上海名家任伯年、蒲華、胡公壽、陸廉夫等相交往，經常在一起品評研究書畫、金石，結下了深厚友誼。他以金石、書法為根基，將詩、書、畫、印熔為一爐，創造了獨特的畫風，使他在近代畫壇成為文人畫的泰鬥。
任伯年的人物畫作，包括曆史故事、仕女兒童、神話傳說、古代名士、唐宋詩意及現實人物，涉獵題材之廣，在曆代人物畫家中不多見。有些是適應求畫者所需，表現吉祥如意或傳統故事的，如《鍾馗》、《麻姑獻壽》、《蘇武牧羊》、《風塵三俠》之類；有的則是感時之作，或直接描繪現實，或借古喻今，如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三友圖》，畫他自己和朱錦堂、曾鳳寄，身著僧衣而坐。其時正值光緒甲申(公元1884年)即明亡240周年，似有祭亡之意。再如，作於光緒乙酉(公元1885年)六月的《關河蕭索》(現藏南京博物院)，圖中畫一人一馬背對觀眾立於山坡上，好象是在登山途中小憩。那人一手插在腰間，一手拿著趕馬的竹枝扶於馬背。頭戴皮帽，身著皮袍，足蹬皮靴，仰首向天觀望，幾隻大雁伸長脖子嘎嘎地鳴叫著向遠方飛去。那匹肥碩的馬，好象很理解主人的心思，也扭頭向遠方觀望。在圖的右上方，畫家題寫“關河一望蕭索”。作品表現的是什麼意思，在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表現出征之人思念故土之情的；也有人分析，這是畫家有感於帝國主義入侵、國破家亡的現實，表現一種悲哀、孤寂之情的；還有人認為是曆史典故。不管哪種解釋，任伯年反複畫這個題材，是有所寓意的。將荒涼的山道、孤寂的征人、空闊的天空、低飛的哀鴻，有機地編織在畫麵上，總是內含著一種蒼涼、蕭索之感。
19世紀中葉後，上海作為東南沿海的主要通商口岸，日趨繁華。商賈、官僚雲集，各地畫家也紛紛聚集而來，張熊、任熊、趙之謙、任薰、胡公壽、錢慧安、虛穀、蒲華、任頤、吳石仙、倪田、任預、吳昌碩等畫家，都出入於上海。在美術史上，把這批畫家稱為“上海畫派”或“海派”。他們雖然沒有共同的活動綱領，繪畫風格也不盡相同，但在藝術創作上，都反對陳陳相因，具有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他們適應新興城市廣大市民階層的需要，賦予畫麵以更多感官的愉快和情緒性，創造出雅俗共賞的新風格。“海派”的出現，使急劇衰落的清末繪畫又為之一振，對近百年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虛穀、蒲華、任頤、吳昌碩，被近人稱為“海上四傑”，是上海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虛穀的繪畫作品是獨樹一幟的。他能畫山水、花卉、蔬果、禽魚，亦能作肖像。他較多地汲取了新安畫派冷逸、喜用渴筆等用筆方法，但又自成格體。吳昌碩稱讚他“一拳打破去來今”。虛穀很少用潑墨，專以筆線造型取意，捉捕氣韻。如他最愛畫的小動物——鬆鼠，多以枯毫畫毛，在層層勾染或點擦中獲得靈動之氣。他喜用硬毫，甚至用板結的筆鋒。構成畫麵骨架的線往往隻以焦墨勾出，斷斷續續，時徐時疾；有時隨著物象變化，或沉滯堅凝，或飛舞跳蕩。筆線盡以折斷、折落的方勢出之。直勁、剛硬、寧折勿彎，又曲曲結結，滯澀而蒼勁。虛穀作畫還喜歡用色，多以淡雅、偏冷的調子取勝，較少用濃豔、熱烈的色彩。偶爾也用較強烈的對比色，使畫麵顯得新奇、雋雅而又形象動人。虛穀的書法，結體瘦長，亦喜枯筆，多澀滯，其風骨一如其畫。但他不像趙之謙或吳昌碩那樣平生致力於書法，並以書入畫，影響畫風。而是以畫入書——冷雋清逸的畫風影響了他的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