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軍45師的攝影員高亞雄當年19歲，就在坑道裏，目睹並經曆了上甘嶺戰役最艱難的時刻。
戰士們的抵抗異常艱苦。“坑道裏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沒有任何亮光，空氣混濁。毒氣、凝固汽油彈、火焰噴射器、炸藥包……敵人什麼武器都用上了。坑道裏大小便不能及時處理，烈士的 遺體不能及時掩埋，硝煙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彌漫在坑道裏，讓人窒息。”
坑道裏最缺的是水。許多戰士喝不到一滴水，餅幹能把舌頭割破，人丹放在嘴裏也化不了。無奈之下，戰士們隻好互相喝尿來解除難忍的幹渴。可因為沒水喝，人的尿也很少。許多人就犧牲 在坑道中，但直到餓死，還端著衝鋒槍。
在如此艱難的坑道中，高亞雄一手拿槍堅持戰鬥，一手拿著解放戰爭時期繳獲的萊卡3型相機拍了100多張照片。“那時坑道裏黑黑的，隻有鎂光粉。用火柴一點就‘撲’的一聲，還有白煙， 很嗆。鎂光粉也不多，我們就把美國人扔的沒炸的那些照明彈撿回來，把其中的鎂光粉倒出來，用軍用電池連在照相機上，電池又連在鎂光粉上，這裏按快門，那裏鎂光粉就著了。”甚至在 方便時，敵人的炮彈就鋪天蓋地地來了。高亞雄在朝鮮負過兩次傷，炮彈片一次打到他眼睛旁邊，一次打到他腿上。
向坑道中輸送物資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坑道距後方最近的地方500米，最遠也不過1000多米。但美軍設置了10道封鎖線，並在坑道口嚴陣以待。運輸戰士們每前進一步都可能犧牲，常常是一個 班的戰士出發，到達坑道時不足三分之一的人了，甚至需要幾名戰士的生命才能換來坑道裏的一壺水。15軍喊出了：“誰能送進坑道一個蘋果，就給誰立二等功！”整個上甘嶺戰役期間，有3 萬發迫擊炮彈和大量食品、物資送入坑道。15軍為此付出了1700餘名運輸戰士的傷亡。
上甘嶺戰鬥原本是美軍計劃中的一個小戰鬥。因為誌願軍在坑道中的頑強抵抗，這個戰鬥發展成了膠著戰，持續了43天，吸引了雙方超過10萬兵力，成為朝鮮戰爭後期的著名戰役。此戰，“ 聯合國軍”向上甘嶺兩個高地傾瀉了190萬發炮彈和5000枚炸彈。最多的一天有高達30萬發炮彈，平均每秒鍾就有6發炮彈在高地上爆炸。上甘嶺的土地一半是沙土，一半是鐵屑、彈殼。誌願 軍先後打退敵人900次進攻，傷亡11000多人；“聯合國軍”傷亡25000多人，損失300架飛機、40輛坦克和61門大口徑炮。11月11日下午，誌願軍終於開始反擊，炮彈排山倒海般向敵軍傾瀉， 炸得敵人屍首四處飛揚。誌願軍取得了上甘嶺戰役的勝利。
戰後，高亞雄也不知道自己的攝影作品發表了多少，“反正發了不少”，到處都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一次，高亞雄收到700多元稿費，被嚇了一大跳，因為他的工資才21元。
19歲的高亞雄是幸運的，他光榮地走出了坑道，他的許多戰友則長眠在了坑道裏。當時，年輕的小夥子們在坑道裏說：“活到20歲就夠本了！”現在，幸存的老戰士都過了古稀之年，還經常 聯係，戰場上同生共死的感情真摯啊。
年度人物
1952年是工程建設領域捷報頻傳的一年：荊江分洪告捷，淮河治理告捷，成渝鐵路通車，天蘭鐵路通車！國家各項重點工程進展順利。農業也取得了豐收。
豐收的年代也是勞動模範頻出的年代。後人看那個時期的紀錄片，最多的畫麵是勞動者你追我趕、揮汗如雨、士氣高漲的勞動場麵。王文柳、李順達、趙夢桃、郝建秀、王進喜等等勞動模範 是當時最耀眼的明星。王文柳穿著破爛的軍裝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剛下火車就被迎接的戰士們抬起來歡呼。這樣的“追星”場麵，想必連如今的一些天皇巨星都會嫉妒的。
這是一個崇尚勞動光榮的年代，勞動者爆發出了空前的熱情和力量，為國家的發展無私貢獻自己的力量。
分析原因，這要歸功於共和國對勞動者地位的提高，對勞動者待遇的改善。北京市整治了市民的居住環境，免費為工人們安裝了電燈和自來水；上海市開始向勞動模範和工人骨幹提供住房。 工人們第一次成了國家的主人，參加了工會，接受了國家的勞動保障和福利。昔日欺壓他們的工霸惡棍都被鎮壓了；工人們都有親戚或者同事成了領導幹部、技術骨幹、勞動模範，或者他們 本人就是黨員幹部。勞動集體中開展的勞動競賽、增產節約和黨群活動，激發了工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大規模建設還讓大批農民離開了土地，成為國家工人。身份的巨大改變和行業新鮮感讓這部分工人熱切擁抱勞動，擁抱新的生活。
而在農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讓農民壓抑的勞動激情迸發了出來。1952年底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台灣外，全國基本完成土地改革。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 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我們隻要看看農民在土改前後生活的變化，就對農民勞動積極性的提高一目了然。以浙江杭縣農村為例：老農戚於順全家8口人，租種了地主22.8畝田，早出晚歸 辛苦了一年，秋後交租後全家隻能吃癟穀米糊。農民們最害怕看到大老（地主）和賬房先生帶著幾個武丈（幹重活的苦力)，挑著麻袋、六頁風扇(風扇一般為四頁，六頁風扇作用是風大，可 以把秕穀扇出)和大鬥（收租用的），坐著烏篷船來收租。誰家交不出租，地主立刻收回田地，還要拉佃農去打官司。能租田種的還算好的，至少能糊口。義橋鄉周康相、戚阿毛等18戶農民在 1940年到1949年的10年間一分田都沒有租到，隻得給地主家做長工、忙月、短工度日。周康相15歲就做長工，戚阿毛更是13歲就出去營生，為地主家勞累一年，平時還要砍柴、摸螺螄、捕魚 ，才能勉強糊口。田地成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東西，也是他們奮鬥的源泉。土改賦予了他們立身之本，也打開了他們的力量之源。1952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了42.8%。周立波的《暴風驟 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都描寫了土改，獲得斯大林文學獎，成為這一時期“土改小說”中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