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在廣東的勞務信息員馬清彬、焦鳳彬，如今都在東莞投資40多萬元，辦起了自己的鞋廠；境外務工的方城縣瓦屋村農民，回村後被群眾選為村主任，帶頭承包煙田30多畝，帶動全村發展煙葉1600多畝，成了廣陽鎮有名的種煙明星村，僅廣陽鎮務工返鄉青年中，就有11人進入村幹部隊伍。
據統計，鄧州市先後有4260人返鄉創業，經辦企業300多家，創辦其他經濟實體600多家，門店經營3000多家，年創產值8.2億元。十多年來，外出務工人員為家鄉建校、修路等公益事業捐助款折合人民幣1600餘萬元。羅莊鎮農民馮天文在蘭州打工並組建了一家建築安裝公司，固定資產逾千萬元，1996年在家鄉投資100萬元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學……更值得欣喜的是，務工農民在外經風雨見世麵，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華。鄧州市十林鎮打工仔孫天帥在深圳打工時，麵對韓國老板的淫威不屈服，被譽為“不跪的中國人”。他的事跡還被拍成電視劇，搬上了熒屏；同鎮青年孫天叢在北京打工時救助被車撞傷的老太太的事跡被全國多家新聞媒體披露，廣為流傳，成為美談，不僅為河南爭了光，也為南陽爭了光。
這是一篇歌頌南陽“民工經濟”的正麵報道，由此證明，這種經濟已成為農村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麵，沒有這種經濟的補充，農村很難擺脫已久的貧困。不過，在外麵打工，這份錢也的確是不好掙的，他們在揮灑自己汗水的同時，還會遭來很多意外的不幸，這一點固然我們在以後的篇章裏還將說起。但現在還是把另一則報道對接於後，這種對比也許更能引發讀者深層次的思考。
據《21世紀經濟報道》8月11日（2004年）報道，2003年9月下旬，當地電視台發布了外派海員的招工廣告，每月工資140美元，報名時須交2900元的培訓費及勞務輸出費。29歲的河南青年袁文龍借來3000元錢與南陽市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簽訂了4年的勞動合同。經過20天的“體能訓練”，袁文龍等10人於2003年10月份被南陽國際公司輸送到多巴哥島做船員。
袁文龍哭訴：“到多巴哥後，船長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每天都要工作20小時以上，夥食也特別差。船長總是手執方木或是鋼管，看誰不順眼當頭就是一悶棍。那條船上除了大副外每天至少有兩人挨船長打。”
2004年4月份的一天，由於船長認定袁文龍帶頭罷工，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船上打。袁文龍被扒掉衣服像拴狗一樣被鐵鏈鎖在船上，達兩天一夜。
據悉，1998年7月17日，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就下發了通知，通知要求輸出遠洋漁輪普通漁工勞務工資嚴格執行每月360美元的最低限價。但河南省的許多漁工得到的工資普遍在最低工資標準的50%以下。保守估計，除去一些少量相關的花費之外，公司每月從每個漁工身上的獲利不會低於200美元，再加上招工時收取的“培訓費及勞務輸出費”等，所獲利益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我們相信以上這兩條報道都具有真實性，而這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麵：政府重視勞務輸出，尤其是看中了向海外輸出的巨大經濟利益，因而成立了中介公司，但是這些中介公司在開辦的過程中，逐漸改變了辦公司的宗旨，它們把掙得高額利潤放在了第一位，把為民工服務放在了次要地位上，這樣就出現了他們在民工身上搜刮的利潤比民工所掙的還多，於是，事物走向了它的反麵，這些中介公司成了依附在民工群體上的蠹蟲。
外輪船長用棍棒打脫了中國民工的皮肉，折損著中國民工的尊嚴；中國的那些黑中介、變了味的中介公司又從民工身上扒下了一層經濟利益的“皮”，這樣，民工的生活就顯得十分艱難了。
在農村中受盡生活困苦的農民，在剛走出家門還“未敢翻身”的時候，就讓他們“碰破了頭”，這種險惡的生存環境有一大半是由管理者造成的--讓那些不稱職的“管理員”們都趁早回家去賣紅薯吧！這是一位古代河南的七品芝麻官給他的後輩的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