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國號問題
而恰恰是這種落差，構成了中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動力。如果考慮到首批派遣是在《中日馬關條約》簽署（1995年4月17日）的翌年，這種動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學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兩三個星期之後擅自離校歸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們覺得東洋食物難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頻頻受到日本小孩子“豬尾巴，豬尾巴”的嘲弄，精神上難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習慣使然，未必是真問題，後者卻意味著現實的壓力。大正時代（1912~1926）以降，?題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變本加厲，“支那”、“支那人”、“支那鬼”之類的稱謂，讓留日學生們越來越“傷不起”。
從語源上說，“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變，印度在梵文的讀音後加上母音，向東傳回中國，向西傳向歐洲。在歐洲，中國被稱為“China”或“Chine”；唐代的中國僧侶赴印度修習佛法，在當地聽到別人對自己國家的稱謂即為“Chi-na”。後佛典漢譯時，中國便被寫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並隨佛典東渡日本。江戶時代中期以後，“支那”開始成為指稱中國的專用名詞。因此，這個詞本身原本是中性，並沒有後來的意識形態色彩。孫中山、黃興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經意地使用，梁啟超則用“支那少年”做筆名……這個詞的“變味”是從與日本大陸政策的“捆綁”開始的，在日本民族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終於變成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人種學意義上的蔑稱。對此，實藤惠秀寫道：
日本國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來，經他們說出的“支那”一詞令人難以容忍，留學生堅決反對這個詞，而日本人也頑固地予以反駁。這個國號問題，簡直是留學生與日本人之間惡劣關係的象征。
隻消翻一翻鬱達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說，便能看出這種蔑稱對當時生活在東瀛的留學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種程度。
在整整兩代留日學生持續的呼籲、抵製下，1930年5月，民國政府正式對外交部發出訓令，向國際社會表達了堅決禁絕“支那”稱謂的嚴正立場和決心：
中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鑒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故敦促外交部須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Republicof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中方的抗議、表態不僅無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經主流媒體報道後，日本國內甚至掀起了一場針對中華帝國的輿論反製，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華夷秩序淩駕於“夷狄”之上的“傲慢敵國”。盡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體的呼籲、努力，但真正的轉機還是在戰後：1946年6月，日本外務省以外務次官的名義發表《關於避用“支那”稱呼事宜》的通知，對各新聞出版機構的對華稱謂問題做出行政指導。一個月後，文部省如法炮製，以文部次官的名義轉發該通知精神，對所屬各大學和專門學校等教育機構做出指導。直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支那”才從日本的大眾傳媒和出版物中絕跡。實藤惠秀寫道：“從此，即使政府默不作聲，‘中國’一詞也會從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詞，明治以來運用的次數也許較‘中國’一詞為多，但無論如何也已注定成為日本語言中的死語。留學史中的‘支那’，卻不幸地一直成為日本人與中國留學生糾紛的死結，直到留學史閉幕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