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吊詭的是，1949年10月以後，日本人雖然不再稱中國為“支那”，卻製造了一個新名詞“中共”，作為日本輿論界稱呼中國共產黨治下國度的專用名詞，其嫌惡、輕蔑的語感和意識形態色彩與戰前的“支那”如出一轍。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主流媒體才取消“中共”的稱謂，一律改稱“中國”。從“支那”到“中共”，再到“中國”，微妙地折射了近代以來，日本人在想象和麵對大陸鄰國時心態的變化。
“文化反哺”的功罪
自1896年首批中國學生赴日以來，留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間達最高峰（8000名左右）。美國學者任達（）在《新政革命與日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一書中說：“粗略估計，從1898年至1911年，至少有2.5萬名學生跨越東海到日本，尋求現代教育。”與此同時，大批日本人應聘到中國內地學校出任教師（稱為日本教習），或在各類政府機構中擔任顧問（軍事、外交、教育、農事顧問等）。除此之外，日本人還在中國內地開辦學校，派遣日本教師授課，在中國本土開展日語教育，培養留日預備軍。赴日留學生的增加與來華日本教習、顧問派遣規模的遞增成正比，同消同長。
曆史地看，赴日留學潮無疑是中日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其過程長且複雜，包括實藤的著作在內，海內外相關著作已多有闡述，在此不贅。姑且就其影響問題略論一二。
若用一句話來定性地加以概括，也許可做如此表述：如果沒有19世紀90年代兩國文化地位逆轉之後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反哺”，那麼包括筆者此刻談論該問題的拙文在內，一切要麼“無從談起”，要麼則須徹底變換形式（包括文體、文法及絕大部分學術專業名詞），因為涉及現代社會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學術術語幾乎全部來自日本語，諸如國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權、共和、政治、經濟、商業、法律、文學、美術、戲劇、音樂、抽象、樂觀、形而上學、意識形態等等。試想，如果從一篇用現代行文表述的學術論文或講演詞中把從日文中舶來的詞彙術語統統過濾並加以置換的話，意思將如何表述，讀者或聽眾又將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無從談起”的話，“不知所雲”怕是唯一可能的結果。
對此，從汪向榮的《日本教習》（三聯書店，1988年10月版），到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包括被認為是該領域最權威著作的實藤的著作在內，均對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持正麵、積極的評價，甚至視其為一樁絕對的好事。
但反思的聲音也並非沒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留學史》中曾發出過“軍閥如此橫行，留日學生自應負重大責任”的慨歎；“五四運動”史權威學者周策縱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受軍事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較留學其他地方的學生所受的為多”的現象。就筆者視野所及，在這方麵做出最深入反思的是中國學者王彬彬。他在《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文化反哺”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從日本輸入的‘西學’，已遠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學，而是被日本所刪節、改造、扭曲了的東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