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世英口述自傳》及《巨流河》的出版，使大陸讀者對作為國民黨黨派政治家的齊世英有了相當了解，尤其是對於其與張學良的恩怨過節和被開除出國民黨後，仍為台灣的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殫精竭慮的故事，坊間已多有評述。但對於其作為“知日派”外交家，從戰前到戰後，先後十數次赴日，奔波於對日“外交”第一線，特別是與吉田茂私交甚篤，通過吉田的渠道，對日本政界折衝樽俎的經曆我們卻鮮有關注。
齊世英，字鐵生，1899年10月4日出生於遼寧鐵嶺南範家屯的一戶富裕人家，俄國中東鐵路大連至長春支線（即後來的南滿線）便從他家所在村西頭經過。童年的齊世英對日俄戰爭有依稀的記憶：“從窗口看，日俄兩軍在南山頭打仗，炮彈一顆一顆落下，冒出一股股濃煙，一會兒俄國兵下山跑了……”日軍曾在村子裏駐紮，齊家也曾住過日本兵。但打仗時，“俄兵紀律很壞，村中人多跑到山裏親戚處，因日本人紀律還好，才又回到家裏來，讓一部分房子給日軍住”。這種對日俄戰爭純民間視角的觀察，對理解日本軍隊是如何一步一步變成中日全麵戰爭後的“獸兵”不無助益。
1916年，19歲的齊世英隨在日本讀書的二哥赴日留學。不到一年，他便考中東京一高預科，成為省裏資助的官費生，後分配至金澤第四高等學校繼續攻讀，畢業後入京都帝大哲學科，師事京都學派領軍者西田幾多郎和河上肇。前者是日本現代哲學的創立者，其理論體係被稱為“西田哲學”，齊世英在入京大前，對其著作便多有涉獵；後者則是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鼻祖，齊世英研讀其《貧困物語》一書時，“每憤社會之不平”。但實際上，齊世英隻在京大報了個到，便隨二哥轉赴德國留學，先於柏林大學，後轉海德堡，最後至萊比錫。在德期間，他除補習德文外，還通讀英文版《資本論》，也瀏覽了不少社會主義方麵的書籍。後因二哥病故，他不得已而中斷學業，1925年1月，攜二哥骨灰回國安葬。
1925年12月24日，因參與郭鬆齡倒張（作霖）兵變未遂，郭鬆齡遭斬首，齊世英則與殷汝耕等一行四人逃至新民屯日本領事館內避難，領事館被張學良的軍隊包圍。在齊世英等四人羈足領事館半年多的時間裏，時任日駐沈陽總領事的吉田茂邊與張作霖交涉，邊設法幫四人出逃。脫險後，齊世英在沈陽頭一次見到吉田茂，了解到原來外務省與關東軍對張作霖的認識是不同的，覺得吉田“是一個講義氣、富俠義精神的人”。此乃齊世英與吉田相識相交之始。
1926年11月，齊世英在上海加入國民黨。其後，他數度穿梭於中日間（一度入日本步校“回爐”，以期掌握軍事知識），利用自己在日本的社會關係，為日益險惡的中日關係穿針引線。早在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後，在一次與日本浪人的辯論中，齊世英坦言由於日本憲法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將來恐怕你們日本軍人要闖禍，會把日本弄得家破人亡”，不承想竟一語成讖。在皇姑屯事件爆發前一個月，日本參謀本部負責對華作戰的第二部部長鬆井石根便對齊世英暗示過可能會對張作霖動手。1928年6月4日，張作霖果然被炸。“可見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的作業，我可以為這件事做證，因為這是我親身經曆的。”正因此，“‘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對日本人厭惡到極點，那時日本人很少來南京，原則上我也不見日本人……”乃至私誼篤厚的張嶽軍（張群）出任外長時，點名讓齊世英去日本大使館做商務參讚兼橫濱總領事，“特別費可以隨意使用”，卻被齊世英婉拒，理由是“看見日本人就討厭”。
相反，到了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在大陸已無立錐之地的時候，齊世英倒想到：“日本在打敗仗撤退的時候，秩序井然，處處表現出他們的紀律和教養，因此我想日本這個國家早晚會再起來，應是值得注意的。”於是，1949年8月，齊世英再度訪日，這是他“九一八事變”後首次訪日，彼時的老朋友吉田茂已貴為日本首相。二人握手，彼此不勝唏噓。此後，直至1967年吉田故世，齊世英八度訪日，吉田兩度訪台。每每二人飯食相酬，長久會談，於公於私，皆有關照。就齊世英而言，在若幹關涉台灣重大利益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頭，事實上扮演了台灣“特使”的角色，從戰後“中日”和約的締結，到日本對大陸解除貿易禁運等，不一而足。其中的酸甜苦辣，非當事者難以揣度。而有些悲情遭際，其實在彼時世界的潮流走勢中也是命定了的，並不因個人的能量和努力而轉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