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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安三，是《魯迅日記》中出現最頻密的日本人名字之一。據清水本人說，出現次數最多的是“山本夫人”，“其次就是敝人了”。被魯迅屢屢“記賬”於日記中的人究竟是何許人也，自然引人好奇。幾年前，偶然從日本友人處得到其回憶錄的日文原版，便一氣讀了。讀過之後，不禁對清水其人刮目相看，他與中國的淵源、瓜葛確實非同尋常。正因此，當筆者在坊間發現此書的中文版時，興奮之情可想而知。
清水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既是牧師、教育家，又是新聞記者、社會活動家。從戰前到戰時，除了赴美留學的三年外，常年生活在北京，與中國政學各界名士有相當深入的交遊，是著名的反戰、和平人士。筆者此前曾撰文介紹過其作為文化人，與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等人交往的側麵。在此，對作為“主業”—教育家的清水安三的生涯做一回顧。
1891年6月，清水出生於滋賀縣高島郡，幼年失怙。上中學時，跟美國傳教士沃利茲（WilliamMerrellVories）學英文，讀《聖經》。17歲時，正式受洗。1920年，考入著名基督教學府同誌社大學神學部。大學時代，有兩件事讓他深受觸動。一是讀了啟蒙思想家德富蘇峰的《支那漫遊記》，對書中記述他訪問的山東傳教士的一段話印象猶深，甚至出口成誦。談及西方傳教士為信仰獻身的精神時，德富引申道：“想一想，我國的各個宗教家，決心一生致力於向中國傳教的能有幾人？……他們就像破曉前天空的星星一樣稀少，但作為拂曉前天空的星星，它的光芒是不可否認的。”
讀到這裏，我就想：“什麼呀，我國的青年宗教家沒有幹不了的事情。”
二是參觀藥師寺和唐招提寺。唐朝高僧鑒真和尚不畏艱險，先後五次嚐試漂洋過海赴日傳播佛教文化的故事，成了他把注意力轉向中國的契機。
但這兩件事還隻是一個鋪墊。直接促成他痛下決心去中國的，是大學畢業前夕的一次祈禱會。那晚的主講人是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牧野虎次牧師，他順理成章地介紹了美國傳教士何瑞思·崔西·裴德金（HoraceTracyPitkin，1869~1900）的故事。義和團快到保定時，裴德金攜妻、子到天津的美國義勇艦隊避難，美國公使要求所有人都待在軍艦上，不可輕易離開。可裴德金說，如果一個牧羊人把羊群趕到野地裏卻顧自逃走的話，那他就是一個卑鄙的人，於是毅然隻身回到保定。回去沒幾天，便在住處遇害。據他家的女仆回憶，裴德金生前曾囑咐她：“要是我被殺了的話，這裏藏有一份遺書，請把它交給我夫人。”他死後，女仆找出遺書，原來是寫給母校耶魯大學的一封信：
耶魯啊，耶魯，請把我的兒子約翰培養到25歲。當他到了25歲，就請把他派到保定，繼承父業！
牧野牧師邊講邊哭，聲淚俱下。“我聽了他的這番話後，再也按捺不住了，於是，暗暗地下了去中國的決心。”
1919年，清水來到北京，“第二天我就開始潛心研究漢語和中國的情況了”。不久，趕上中國北方特大旱災，“雨一滴也不下”，春秋兩季作物顆粒無收，“北方五省的百姓麵對大饑荒，除了死沒有別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內地從事傳教活動的英美傳教士們紛紛行動起來，開始了救援活動。
日本通常的做法是把募集的善款先交給張作霖或曹錕，再通過他們送往災區。但是，“這些錢究竟是否能送到饑餓的農民手中，還是個疑問。特別是給了張作霖那樣的人，說不定他會做一塊寫著‘東方君子國’的大匾額送過來，除了這塊匾額的製作費用之外，其他的錢也許就會變成他買鴉片的費用了。想到這些，我也和其他傳教士一樣，想直接投身於救濟活動”。於是，清水一行親赴災區收容兒童。沿途所見，令清水大受震動：
我們是趕著馬車、驢車一個村一個村地去的，農民們根本不是隻吃榆樹、柳樹的新葉子和樹根，就連我們趕的大車的馬糞、驢糞也要撿。他們不是把這些糞當肥料，而是把它放在水裏浸泡，然後吃那些渣子。
就這樣，他們工作了一星期，收容了800名掙紮在死亡線上的兒童，接著便開始籌備災童收容所。“護士一名、醫生一名、教師五名、文書一名、會計一名，收容所就這樣開張了。”盡管如此，收容所的經營非常艱難。幸運的是，翌年春天雨水豐沛，麥子長勢喜人。“我們沒有等到收麥季節，就給孩子們每人一袋麵粉，讓他們回到了自己父母身邊。我自己又一次趕著大車載著孩子們，一個村一個村地把他們送了回去。每個村子的父母都在路邊跪著，向我表示感謝。這時，我開辦收容所所受的苦和累都消失了，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