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研究，大約在1920年前後，李大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成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理由是：“李大釗在1919年下半年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翌年1月寫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裏，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及‘經濟決定論’尚存有疑問，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對唯物史觀的懷疑……李大釗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紐帶，也與他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一樣更加強大
起來。”
所謂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紐帶”，是指1920年底，李大釗加入了社會主義者大杉榮、界利彥等在東京成立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據現存日本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該同盟的花名冊顯示，有幾位會員的名字疑似中國人或朝鮮人，但著名者隻有李大釗。另一位當時滯留北京的日本會員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筆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當時的日文報紙《新支那》和《北京周報》的編輯、記者。石川認為：“可以肯定地說，介紹李大釗加入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就是這位丸山。”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裏很有名，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資源，他的名字也曾在《魯迅日記》和《周作人日記》中多次出現。當時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櫻美林學園的創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憶說：“最早接觸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實際上是丸山昏迷君，許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來遊，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們到周作人和李大釗先生家裏去的。說實話，我自己也是該君陪著去拜訪周作人和李大釗的。”
清水其實與李大釗是老相識，早在李大釗留日時期，便曾登門拜訪過他。當時是通過另一位丸山—丸山傳太郎牧師的介紹，李大釗就住在這位丸山牧師所開設的丸山學寮裏。學寮位於山吹町，離李大釗就讀的早稻田大學很近便。兩層小樓，麵積不小，約有40坪，住著幾名中國留學生，身穿立領學生服的李大釗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他們便在樓上兩間相通的房間裏舉辦主日聚會活動，日本學生總有十數人參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讚美詩的時候，李大釗彈管風琴為大家伴奏：“看著這位日後的共產主義者‘大物’，在周日學校裏彈奏讚美詩，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過去的信主之人，卻轉向成了共產主義者。”筆者從未見過對早年李大釗皈依基督的記錄，但早稻田時代，李大釗確實曾修習過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磯男的社會政策課程。
多年後，清水再次見到李大釗，是在北京大學教授陳啟修做東、為日本客人接風的宴會上。七八個人，都是從日本回來的“海龜”，因為是歡迎日本人，所以宴會上大家都說日語，久別重逢，不勝唏噓。兩人的距離一下就拉近了，從此過從頗密。
清水去李大釗家，即使沒有20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說：“那時候，我經常和丸山昏迷君、鈴木長次郎兄一起去拜訪他，他的家是我們在北京最愉快的去處之一。”李大釗家位於《魯迅日記》中屢屢出現的山本醫院附近，西單往北，第一個或第二個胡同向西拐，一間朝北的屋子。李大釗家中等人家模樣，與陳啟修、胡適的宅邸相比，樸素得多。門柱上有孔，孔裏穿著鐵絲，鐵絲的前端係著一塊小木牌，一拉木牌，便響起“丁零零”的
鈴聲。
清水跟李大釗用日語交談。李大釗的日語雖然不像魯迅那樣流暢，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說話，清水則用中文。夫人是李大釗10歲時奉父母之命娶的童養媳，年長李大釗6歲，是一個很普通的女性。在清水眼裏，李大釗是一個像日本鄉下的村長一樣平凡可親的人。“他靜靜地說著話，不是那種雙目炯炯、慷慨激昂的類型。即使談左翼的話題，他也絕不激動。他不會讓對方感到緊張，相反，是一個能讓人鬆弛的、什麼都能聊得來的人。”所以清水不僅自己再三再四造訪，有時還帶朋友一塊兒過去，引薦給李大釗，如政治家鶴見佑輔和一橋大學教授、經濟學者福田德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