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聽了趙高的話，想抓李斯，但又沒有真憑實據，就先派人監視李斯。李斯聽到消息，就上書揭發趙高的劣跡。胡亥卻不肯相信，反而將書信給趙高看。趙高知道和李斯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就進一步羅織罪名誣陷李斯。胡亥將李斯抓捕，交給趙高負責審理。趙高自然不肯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對李斯用盡了酷刑，逼李斯認罪。李斯無法忍受酷刑折磨，隻得屈打成招。趙高拿著李斯的供詞上報胡亥，最後，李斯在公元前208年，即胡亥即位的第二年，被處以極刑：先是黥麵，然後劓，砍斷左右趾，又腰斬，最後是醢，這在當時是最為殘忍的一種處死方式，叫做“具五刑”，即用五種刑罰處死。李斯的一家也同時被殺。趙高後來也為自己的殘忍付出了代價：兩年後被秦王子嬰誅殺。
胡亥坐上帝王寶座之後，一心想享樂一生，有一次他對趙高說：“人這一生就像飛奔的馬過牆的縫隙一樣快，做了皇帝，我想盡心享樂，愛卿你看呢？”這正合趙高心意，從此討好胡亥享樂，自己更大膽地專權。
有了趙高的支持胡亥還不放心，又向李斯詢問如何才能長久地享樂下去。他對李斯說：“我聽韓非說過，堯治理天下的時候，房子是茅草做的，飯是野菜做的湯，冬天裹鹿皮禦寒，夏天就穿麻衣。到了大禹治水時，奔波東西，勞累得以致大腿掉肉，小腿脫毛，最後客死異鄉。做帝王如果都是這樣，難道是他們的初衷嗎？貧寒的生活大概是那些窮酸的書生們提倡的吧，不是帝王這些賢者所希望的。既然有了天下，那就要拿天下的東西來滿足自己的欲望，這才叫富有天下嘛！自己沒有一點好處，怎麼能有心思治理好天下呢？我就是想這樣永遠享樂天下，愛卿你看有什麼良策？”
有了李斯的主意，胡亥便肆意放縱自己的欲望。他豢養了大量的狗馬禽獸，供其遊獵之用。鹹陽糧草不夠用，便令各郡縣官吏逼迫人民征送。運輸糧草的人，要自帶幹糧，不許吃鹹陽三百裏以內的糧食，將農民推入了死亡的絕境。
他繼續大量征發全國的農夫修造阿房宮和驪山墓地，調發五萬士卒來京城鹹陽守衛，同時讓各地向鹹陽供給糧草，而且禁止運糧草的人在路上吃鹹陽周圍三百裏以內的糧食，必須自己帶糧食。除了常年的無償勞役外，農民的賦稅負擔也日益加重。
秦始皇時的刑罰已經非常苛重，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犯法，鄰裏連坐。二世更變本加厲，以“殺人眾者為忠臣”，各級官吏都是奉行這種刑法的劊子手。如範陽令殺人如麻，造成了“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的慘狀。原本已經尖銳的階級矛盾，此時更達到極點，公元前209年7月激起了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
但二世胡亥根本不相信，隻喜歡聽天下太平的好話。在一次討論是不是發兵平定起義時，胡亥竟然不同意有“反叛”的事，發兵當然也就沒什麼必要了。叔孫通了解胡亥，便說：“他們說的天下反叛根本就不對，先皇早已經拆毀了城牆，熔鑄了天下兵器，有您明主坐堂，有嚴明法令行於天下，國家安定，人民富足，誰還會造反呢？現在陳勝這些人隻不過是幾個盜賊而已，地方官正在積極追捕，請陛下盡管放心就是了。”
胡亥聽了，滿心歡喜，直誇叔孫通說得好，然後他又問其他人，有的說陳勝是“盜賊”，有的則說是“造反”。說“盜賊”的沒有事，說“造反”的就治罪，因為說“造反”等於說天下大亂。治罪的罪名是“非所宜言”罪，就是說了不應該說的話，這種罪名是一種典型的封建專製刑法，秦朝後來雖然滅亡了，但後來的很多朝代都繼續沿用了這種罪名來維護君主專製製度。
趙高為了達到自己徹底專權的目的，對胡亥說了一大通很有“道理”的話，大意就是說胡亥年輕，經驗不足，而且皇帝也應該少和大臣們見麵，以免在大臣們麵前暴露自己的弱點。如果能居住深宮中聽取趙高他們的彙報，有他們這些“棟梁之才”來輔佐，那國家會治理得更好。胡亥一聽有道理，而且他也願意呆在後宮中享樂，從此，朝中大小政事都由趙高一人來獨斷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