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鴻保王紅英
如今這個大眾文化風行的消費社會裏，貼近平常生活的產品漸漸多起來。報紙電（視）台在開辟“社會調查”、“人物專訪”等專題的同時也設立“記憶”欄目（如《北京廣播電視報》）。與新聞采訪頗為接近的“口述史”在史學研究領域的走紅，可能與這樣一個大文化背景不無關聯。曆史學家越來越多地注重所謂的田野工作方法，而且非常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文化距離，這就使得他/她們又對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這片學術小天地裏，定宜莊博士出了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口述史專著《最後的記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一部。通過采訪16位旗人老年婦女，在編輯口述實錄的基礎上《最後的記憶》再現了這些出生於20世紀初的一代婦女的個人經曆。作者結合文獻輔以人物和實物照片、往來書信、民歌民謠、家譜摘抄、“大事年表”對這段特定曆史加以展示，使作品富有鮮活感。正因為作者對於滿族曆史文獻駕輕就熟，才使得以文獻為“向導”的口述實地調查收效明顯。所以我們想由此入手，結合讀書體會，談論對曆史學家做田野及一些有關議題的看法。
曆史文獻與口述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上古。在希羅多德的詞彙表裏，“曆史”實際上就是“調查”和“對真相的探究”（inquiry）。當然，“讓事實說話”並不那麼直截了當。複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在《曆史學是什麼》裏對於深奧的哲理有淺顯的闡釋，他認為，過去的事實能否真正成為曆史取決於後人如何記錄。“曆史不僅是過去的事實本身，更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的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過去我們常說勞動人民創造了曆史，勞動人民是個群體，必須有一個具體的代表人物，沒有代表人物的話，那就隻不過是一句空洞的宣傳口號”。
口述內容一旦被文人用文字記錄下來，情況似乎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一本名為《田野筆記》的人類學著作裏編纂者就舉出了學術史上的經驗例證：
許多被調查者，即使是那些文盲，也清楚地知道文字記載的持久性，並且會求助於人類學學者記錄下他們所選擇的東西。祖尼人的Bow社團的神職人員指示（人類學家）庫欣（Cushing）錄下了他們清晰的、古老的祈禱聲和歌聲。瑪格麗特·米德寫道：
在我到達Manus島之前，他們已經為該付多少顆狗牙（他們的貨幣）給他人而爭吵了成百上千年……所以，我來後，他們對我說：“哈哈，現在Piyap（當地人給米德起的名字--引者注）可以把這件事記錄下來了，你記下每一筆交易，我們以後就不必爭吵了。”
如果說口述傳統裏的“過去”是可以在傳承的流動中不斷變異的話，那麼文獻作為口述的記錄就把這種流動特性凝固了。這樣一來便將“古”“今”作了技術性的切分。而由於曆史解釋具有曆史性，所以上述切分的意義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在主流史學家那裏，有無當下材料與以往文本的比勘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曆史研究的一個關鍵。美國學者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英文版，1981）裏曾經這樣解釋：“曆史編纂是一種確立或修正人們對過去事件之認識的方法”。而曆史編纂又可以分兩種，傳統的曆史編纂“基於某些口頭敘述和文字描寫，而這些敘述和描寫沒有可由當前曆史學家進行獨立地批判考察的事實根據。現代批判曆史編纂不滿足於口頭或文字記載的傳統，無論這些傳統是沒有作者的傳說，還是諸如修昔底斯和希羅多德這樣偉大曆史學家的著作，因為這些傳說和著作都沒有引用其他曆史學家可以查證的曆史文件。批判曆史的編纂希望通過對文字著作的考證，通過比較其他有關同類事件的原始資料，來確定世傳的曆史記載的真實性或錯誤忡。”
再回頭談口述的問題，定宜莊在一次接受天津師大的汪丹女士采訪時說了兩條很重要的經驗：“一是你得會問；二是做口述很辛苦，但對口述材料的再處理、再分析更不容易。”但凡曾經做過口述的人都會知道這兩點很重要，而關鍵問題在於，知道這兩點的重要性以後，口述史的田野研究應該怎樣展開。事物總是有它的兩麵性，《最後的記憶》這樣一部以文獻為導向的口述史，對於口述特性（orality）的關注不免有些欠缺。我們注意到海外學者對於口述史的特性有較深入的闡述，其中有幾點尤其值得同行們體味並借鑒，茲引介如下。
l.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終產品不是文稿，也不是錄音帶（或錄像帶），而應該是訪談雙方關係的一種表現。被訪人固然是在與采訪人交談，但是前者與他自己的曆史意識之間的關聯更值得重視，而這一點往往難以把握，也被口述史家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