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人類學者沉浸於遠古的曆史之中。19世紀後期，歐美人類學者受進化論的製約，廣泛地收集第一手的人文素材，依據傳教士和冒險家所寫的沒有被證實的遊記，猜測地構造宏觀的世界文明史。20世紀初期，德國文化傳播論和美國曆史具體論的相繼出現，在表麵上對進化論提出一個理論挑戰，而在方法論上仍然沒有擺脫舊有宏觀人類曆史的影響。直到20世紀，功能主義理論出現後，人類學的方法論才開始從宏觀人類曆史中分化出來，進入實地研究與社會理論化的時代。馬林諾夫斯基是這一人類學方法轉變的首倡者之一，他對以前的理論提出了全麵的方法論批判，井在批判超地方的宏觀所史觀念的基礎上提出現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論。馬林諾夫斯基首創的社會人類學田野工作研究風格力圖把曆史當成活著的製度和生活方式，認為隻有將它放在具體的生活場景中進行聯想，才能夠體現或理解它的意義。“曆史--倘隻言其相幹的--仍然是活於今日的社會構造和文化中，過去所留下的影響，都繼續形成和活現於現在的製度中，而那些不相幹的，則都被掃除刪棄了。我們研究的原始的文化，那裏並沒有什麼曆史的記載，關於藝術，工藝，與宗教的生長，隻可由觀察中去探討。可靠的記載，也隻是已發現的，把文化事物與其布局聯係起來的線索。曆史實際是生存在這種聯係中。”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社會人類學家把田野工作看成是對製度的整體麵貌、被研究者認識中的製度、風俗和活動、日常生活中的非思索性素材，以及被研究者的敘述的相互關聯性的探討，同時把民族誌看成是對這種關聯性的理論總結。
不過，正如王銘銘所言，“社會人類學在批判西方中心的理性宏觀人類史觀時，也犯了一個重大的矯枉過正的錯誤。在反對把西方中心的曆史觀念強加於非西方文化身卜的過程中，早期的社會人類學家其實卻倒過來犯了一個否定非西方曆史文化的錯誤，他們把文化當成是人的生活的空間平台，卻沒能意識到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們都在創造著自己的曆史，而‘創造曆史’包含人們現實的社會再生產和人們在觀念的層麵上對文化的曆史見解。因此，當時的研究焦點是“現在”，人們沒有多少興趣深入探索所研究的民族的曆史，甚至研究“社會變遷”被視為第二流學者的工作。為了克服功能主義對曆史的漠視，顯然要求新一代的社會人類學者在他們的民族誌文本中重新提出處理曆史與他們的研究主題--文化--之間關係的方案。因而，如何在尊重“他者”的曆史生存權利的同時，又能超越單線進化史觀的局限，成為社會人類學者需要探討的問題。
2與曆史的整合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一些不滿於社會人類學的平麵史敘述模式的學者，已經提出要在民族誌的方法內植入曆史學的因素。例如，伊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chard）曾在1950年發表一篇著名陳述，陳述中指出：基本上，“社會人類學是一種曆史編纂”。他認為，人類學作為曆史首先是一種敘述，而不是一種客觀的科學。人類學的目的主要在於理解文化，是一種文本形態，是主觀構建出來的關於文化的敘述，是“文化的翻譯”，這與曆史學將“曆史過程搞成文本”是一樣的。1968年路易斯為社會人類學協會寫了一本專刊《曆史學與社會人類學》（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將曆史學引進英國人類學研究中。不過，當時他們強調的是在部落社會和地緣性社區的研究中，增加對於地方政治權力演變史的考慮，或者他們的“曆史”隻是有限的過去感，而且主要是指曆史記錄。他們並沒有考慮到“曆史”這個概念在認識論上是一個雙關的語彙，它既指曆史過程本身，又常常被用來形容曆史敘述者對於曆史的敘述。“它既意味過去，也意味關於過去的故事；既是再現本身，也是再現的對象。而事件流逝的曆史與它的書寫史之間當然是有所差別的。80年代以後，社會人類學再度對曆史產生關注，並最終促成曆史和社會人類學這兩個領域的成功整合。這時，曆史人類學的意義已經不再是60年代意義的“小型社會群體政治史”了。具體而言，80年代以來曆史人類學深受兩股潮流的影響。70年代提出的殖民主義和世界體係理論，強調在世界政治經濟的宏觀體係中理解曆史和西方中心主義文化觀的興起，這對於專注於作為研究對象的小型非西方社會群體及其文化的杜會人類學者，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如何讓小型社會群體的民族誌描述與對社會人類學研究對象影響至深的世界體係相聯係？如何使二者互為照應？諸如此類的問題，一時成為社會人類學界的重要關注點。從這些問題延伸出來的另一個問題，與社會人類學的知識曆史有著密切的關係。殖民主義和世界體係理論提出以後，使社會人類學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的研究無非是西方政治經濟勢力在世界上逐步獲得支配權這一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人類學的知識與近代世界權力格局的轉變有何關係？這個問題促使社會人類學者回到“表述”、“話語”、“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等批判社會科學的概念中去反省自身的知識構成，促使“主觀曆史”的概念與知識社會學的批判相結合，引出“反思人類學”的主要話題。這一話題的含義就是：作為一種知識的社會人類學，隻不過是近代西方中心的權力格局的一種主觀曆史想象。比殖民主義和世界體係理論的蔓延稍後，對於現代性和民族主義的批評性研究也在社會科學的各學科中興起。這一類的研究，促使學者們進一步對曆史想象在政治空間單位的營造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它們不僅使學者們意識到象征的表述對於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輔助作用，也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敘述可能潛藏著意識形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