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類學家變為更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更覺察到人類學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曆史和脈絡條件，當他們在反省人類學根本就是“帝國主義之子”一門學科受其從事人員的社會文化脈絡控製到什麼程度之時，人類學家已被引導去考慮他們工作其間的曆史脈絡，這也促使他們把這種考慮延伸到他們所研究各民族的曆史方麵。
正是由於人類學發展的這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導致了20世紀60-70年代曆史人類學派的誕生，導致了80年代大量曆史人類學專題研究的出現，從而促使“人類學家都理之當然地以為，尋找和查究過去--‘做曆史’--是既必須也有極大價值。由此可見，人類學家對曆史的關懷是曆史學與人類學能相彙成曆史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人類學家對曆史的關懷，在中國人類學界應首推費孝通教授。費先生作為一個經典的人類學家，不僅因為他是英國功能學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B.K.Malinowski）的學生，更因為他的人類學的經典之作--《江村經濟》，是一個以“小地點”為研究對象的代表作。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影響費先生對曆史的關懷。
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研究中華民族的學者很多，據筆者的初步統計，從1900-1980年中，先後出現了大約30本有關著作，這些著作雖各有千秋，但一般都是縱向的敘述，一直都沒有能夠擺脫傳統史學理論，尤其是按曆代王朝的框架來敘述和研究中國民族史，若論創新最多隻是對中國民族的構成作了分析，如1936年林惠祥先生的《中國民族史》將中國民族劃分為華夏係、東夷係、荊吳係、百越係、東胡係、肅慎係、匈奴係、突厥係、蒙古係、氐羌係、藏係、苗瑤係、羅羅緬甸係、撣係等族係，缺乏整合性。而費孝通先生以人類學家對曆史的關懷，運用人類學的方法和理論，對中華民族進行了整體的審視，從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彙集，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地區性的多元統一，中原地區民族大混雜、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斷給漢族輸入新的血液，漢族同樣充實了其他民族，漢族的南向擴展，中國西部的民族流動等十個方麵，對中華民族作了曆史的分析，概括和升華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也就成了中國人類學家對曆史關懷的典範之作。
二、曆史學家對人類學的興趣
曆史學與人類學這兩家通常被人們視為邊界嚴格的不同學科，能夠相彙成曆史人類學，從人類學方麵來說是人類學家對曆史的關懷所致，那麼從曆史學方麵來說，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從曆史學方麵來說，曆史學與人類學之所以能相彙成曆史人類學是出於曆史學家對人類學的興趣。對這個問題約克大學曆史學副教授尼克拉斯·羅傑斯（Nicholas Rogers）在《社會史中的人類學科轉向》一文中有很清晰的論述，他認為：
“曆史係的占用人類學，是饒有特色的折衷和實際的。曆史學者在麵對使用官方資料和瞬間與片斷的痕跡去複原附屬階級經驗的問題時，依賴人類學的指引，以求描繪它們各種不同的模型，並將它們和社會體係的其他部分銜接。他們也利用人類學的見解，去重新捕捉過去的奇特之處，去了解民眾信仰和行為下麵的不理性和迷信的習俗，不論這些是關幹非經濟的交易形式、家庭禮儀、節慶的典禮或口頭文學。比方說，民族誌學對於巫術的記述，對於巫術的曆史研究有無比的價值，使曆史學者可以探討賦予巫術審判生命力的那些社會、政治、性和心理學上的問題，或者探討工藝技術和閱讀書寫能力有限的社會的魔術信仰和宗教習俗的融合。同樣的，人類學的各種看法，有助於了解區分近代早期諸社會的宗教激情和分隔有助於區別平民和高尚階級的文化差異--時空、閑暇、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差異。在這樣做時，曆史家所感興趣的不十分是人類學者中間的理論差異，而是對於異民族文化的看法和探討方法。”因此，民族誌學在協助社會人類學者詮釋過去，重新捕捉民眾的經驗和曆史過程種種複雜情形上，證明是一種有用的工作。在方法論方麵，它擴大了曆史學者在探詢民眾經驗時可以由資料中得到答案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