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對外來社會學方法進行本士化改造。他們或分析社會調查在中國所遭遇的特殊困難，其中，以李景漢的分析和概括最為係統，也比較深入。或討論社會調查方法如人口調查方法、社區調查研究法等在中國的應用問題，其中，言心哲、朱祖晦、趙承信、吳文藻的工作是比較引人注目的，他們的工作主要集中於如何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去應用人口調查方法和社區研究方法兩個方麵；或形成一些切合中國實際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這中間，陶孟和的賬簿法（又稱為“記賬法”）是比較引人注目的。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從革命鬥爭的需要出發，對中國社會進行了不少的調查研究活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方法，如“典型調查”和“調查會”方法等。如果說陶孟和的賬簿法，代表著中國社會學發展階段學院派社會學者在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中國化）方麵所取得的創新性成果，那麼，毛澤東所提出並運用的一係列社會調查方法則主要代表著同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和方法中國化過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三，對本土社會的調查的拓展和深化。據趙承信在一篇論文中的介紹，僅在1927年至1935年九年問，各種各樣的社會調查報告總計達9027篇，其中全國性調查為1700多篇，地方性調查達7200多篇；在7200多篇地方性調查報告中，城市調查占33%，鄉村調查占27%，全省調查占40%，而且從1933年開始鄉村調查報告便超過了城市調查報告。［12］在農村調查方麵，著名的有李景漢1927年進行的對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的調查，陳翰笙主持的1929年至1934年間對三江地區（江南、河北、嶺南）的調查，李景漢主持的有名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言心哲1934年進行的江蘇江寧縣農村家庭調查，費孝通1936年進行的江村調查和1939年前後進行的祿村調查等；在城市調查方麵，著名的有李景漢等人於1924-1925年對北京人力車夫進行的調查，陳達1926年指導進行的北京零售物價的調查，陶盂和1926-1927年以賬簿法進行的北京生活費調查，楊開道、許仕廉1928-1929年主持進行的北京清河鎮社會調查，史國衡1940年的昆廠調查；其他方麵的調查，著名的有潘光旦的家庭婚姻問題調查，嚴景耀的犯罪現象調查，陳達的人口調查和人口普查；而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眾多的調查中，吳澤霖對貴州爐山黑苗的調查，徐益棠對雷波小涼山彝族的調查，以及林耀華對涼山彝族的調查是比較有影響的。
第四，一些中國社會學者對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學理論的構建，如陳達的生存競爭與成績競爭理論、吳景超的都市發展理論和孫本文的社會學學科體係理論、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論等。
第五，還表現為中國社會學者應用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去實證地研究中國社會和參與中國社會的改造活動。這些活動最著名的是晏陽初1930年開辦的定縣鄉村建設實驗區、粱漱溟1930年開辦的鄒平鄉村建設實驗等。
如果我們把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學本土化與同期拉美地區的社會學本土化相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和拉美地區大體上是在同一時間出現了運動型本土化，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運動從規模上講，強於拉美地區社會學的本土化運動。
在社會學本土化的過程中，社會學者們一方麵反對那種脫離本國或本地區社會現實、文化傳統而簡單地移植、套用國外社會學尤其歐美社會學的做法；另一方麵，始終將社會學本土化的目標或內容，與本國或本地區社會問題之解決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構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正是由於社會學本土化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曆史基礎，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有過27年中斷的不幸曲折，但1979年恢複與重建後，在費老和雷老的帶領下，中國社會學者又開始了對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的再倡導、再探索。例如費老提出：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中國式的人民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一定要本國化”。［13］（p135-136）。中國的社會學必須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和中華民族特點”的“中國社會的社會學”。如王康的具有“中國特點”的、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的社會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