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社會學的反思我們看到，作為一種關於現代社會的知識體係，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具有現代性與生俱來的自我反思特質。然而，社會學的任何思考和想象、話語和表達，都不會脫離所處的具體時代--這種時代性構成了社會學的情境遭遇，也決定了它的思考和想象內容、話語和表達方式；這種時代性給社會學思維設置了限製和障礙，也提供了感悟和啟迪。社會學反思的積累導致了重建的努力，不過，來自舊式現代性過程的感悟和啟迪當然是重要的，然而又是遠遠不夠的。隻有在現代性的重大轉機、個人與社會關係的重大變化到來之時，社會學才會麵對重建的曆史機緣，實現對以往的思維方式和知識建構方式的真正跨越。
社會互構--時代的感悟與理論的提煉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更為激烈的推進時期。如果說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們主要應對的是與前現代性因素的“斷裂”（或對這些因素的具體否定），那麼，經過20餘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還麵臨與轉型過程中形成的舊式現代性因素的“斷裂”（或對這些因素的具體否定）。在我們看來，這種從前-斷裂轉向後-斷裂所表現的對自我“過去”的持續脫出，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生機與活力的重要來源。
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前現代性因素與舊式現代性因素相互交織，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相互影響，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造成了種種現實的、複雜的社會效應：
--伴隨著資本和財富的迅速積累，成本的外部化也愈演愈烈，在現代拓荒者一勞永逸地結束了“自然史”之時，發現自己麵對的是生態耗竭的危機。
--非農村化和鄉村終結的潮流將中國傳統農業推向了終點，也留下了數億人的傳統生存方式的替代問題。與此同時，“去工業化”過程卻與之並行不悖：產業結構的激變、“夕陽產業”的廢棄和新技術化的加速推進，進一步削弱了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的能力。
--安全本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但現代性已經使社會安全畫上了巨大的問號。我們已經進入了、並且正在親身體驗到，一個衣食住行各方麵都充滿風險的高風險社會：現代農業汙染與綠色生活方式，網絡技術與個人隱私權，社會監控與公民自由權，不斷膨脹的社會消費與生態環境指標，等等，因而我們也不得不麵對越來越多的風險性選擇。
--知識的世俗化過程使人的素質進一步提高和完善，也促成了權力和知識的結盟、政治權威與專家係統的聯手，代價是知識政治學的產生--權力與知識共享真理。政府是為社會服務的工具、推進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加速器，現在深陷於與財富和金錢的力搏之中--窮於應付自身的權力精英所結成的利益團夥的侵蝕。倫理社會和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變帶來了社會的進一步整合與秩序，同時也帶來了一係列現實困境：由於政治權力對法律秩序的幹預和介入，造成了法律秩序的政治化和人治化，權力精英的違法也往往更“合法”、更隱蔽、更有“效率”。法人集團（尤其是政府扶持的壟斷性中介法人集團）的失信、違規和違法，使日漸式微的社會資本進一步流失，個人的信任和忠誠轉讓給了各種利益化的社群，其後果是政治權威的權力效應的耗散。而且，這種現狀還導致了法律規則的變動不居，使社會利益的劃分處於頻繁的變化狀態，於是，製度性規則的不穩定、利益格局的不穩定和社會的不穩定形成了相互助長之勢。與此相應的是社會倫理原則在實踐過程中的“虛化”，使道德規範的約束性徒有其表，個人行為價值真正趨從的是生產性、實用性和利益效能原則。
--政治意識形態的漸次淡化和“後政治”社會氛圍的逐步形成，既從政治運動等方麵解放了大眾，也向地方的、文化的、民族的甚至“宗教”的意識形式出讓了社會認同的空間。在這些形式下發生的自行組台、相互分離的社會過程，推動了個人及社群的多元化。與此同時，發展的不平衡性已經變為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常態，這意味著社會陷入了更為複雜的“我們”、“你們”、“他們”的界別--經濟發展上的東、西部間的差距，心理和文化樣式上的北、南方間的溝壑，以及國民內部不斷加速的社會分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