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在西方文學研究和人類學發展的曆史上先是人類學對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後是文學對人類學研究帶來重要的啟發，實際上，這些影響和啟發大多基於學科自身強烈的問題意識才產生。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雖然在最近幾年進步很大，但總體上還停留在方法借鑒的階段，不僅缺乏當代西方人類學的深刻反思精神，也對我們自己的問題沒有進行足夠的理論廓清。所以，“如何從中國文化的實際出發對人類學等理論方法加以清理和綜合，並發揚各種弱勢話語的互補優勢，建構真正多元對話基礎上的文學人類學，已成為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擺在中國學者麵前的重要理論課題”。
正如人類學家不會同意人類學研究就是西方提供方法和理論而非西方的“他者”提供材料一樣，中國的文學人類學研究也遠非西方人類學的方法或視野結合中國材料這麼簡單。
嚴格地說，本文在批評中國文學人類學的實用主義傾向的時候恰恰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因為我們的概述和介紹同樣是對學術語境和問題意識關注不夠，在這裏隻是給自己也給同道提個醒。當前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的外部壓力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我們從事文學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自己要為它找到充足的學理依據，對關鍵問題采取各個突破的辦法，在這方麵，我們的確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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