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在政治上較為激進，在學術上卻較為保守。他不信甲骨文為商代所作，當然更不信黃帝造指南車。所以他推考指南技術上限，僅以《鬼穀子》所雲為佐證，未能將“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的說法同黃帝作指南車的傳說聯係起來思考，並從中追索指南術起源的更為悠久的可能線索。
二、占卜咒術的方位程式
當代學者、司南軒轅的專利發明人劉海濤認為，古籍中有關黃帝創製指南車的說法是可信的，因為黃帝之名軒轅就是車的意思。這樣確定之後，我國先民發明指南技術的時間上限可推至五千年前。又根據《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經》：“玄女以太陽出沒定方所，夜以子宿分野而定方氣。因蚩尤而作指南，是以得分方定之精微，始有天之方所，地之方氣。”可推知古人定位法的發明過程：
觀看日出日落觀看北鬥星-發明指南車-發明司南匙-發明指南針
指南車連同它的發明者黃帝都屬於神話傳說時代，若無考古佐證是很難證實的，而司南匙卻是有文獻和實物雙重佐證的。日本學者藪內清認為司南匙之發明基於對磁石指極性的認識。1世紀的文獻中就反映了這種認識。他指出：
根據《論衡》中的記載，把磁鐵製成羹匙狀的東西，稱為“司南勺”，“司南勺”與磁針一樣具有指極性。當時人們把“司南勺”放在叫做式盤的平板上使其旋轉，用來占卜。最初，磁石是巫師專用的東西，其中很多是看地相的風水先生。
這樣的推測把測方位的遠古實踐同巫文化的現實需要聯係起來，使人們對“司南”、“指南”之發明的思考還原到占卜思維的原初背景之中。而磁針‘指極性”的發現對於講究方位程式的占卜和巫術來說顯得至為關鍵。在占卜思維中，方位從來都不隻是物理學空間的坐標尺度，而是凝結著情感和價值的符號，吉凶禍福之所係，生死存亡之所在。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僅以《山海經》之內證來加以說明即可。《大荒西經》雲：
有軒轅之台，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台。
《大荒北經》雲：
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
這些“不敢”與“畏”皆與方位相關，表明某種神秘禁忌的心理。《大荒西經》又雲：
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軒轅”如果暗寓指南車，那麼軒轅之國認定江山之南為大吉大利的方位，也就更易理解了。郭璞注雲：“山居為，吉者言無凶夭。山居者選擇江山之南的方位即可連凶化吉，免除天厄，這樣的話語與其說是陳述事實，不如說是表現預期的占驗之辭。下文“不壽者乃八百歲”，郭注補充說：“壽者數千歲。”這些話就更像“萬壽無疆”一類的祈祝之語了。大凡有過問卦算命之嚐試的人，都不難從這些話中聽出占卜思維的特質吧。
無獨有偶，在有關占卜的方位排列順序中，我們看到了與《山海經》方位模式相應的情況。如《史記·天官書》所記八風占，其排序為南風、西南風、西風、西北風、北風、東北風、東風、東南風。大體上呈現為南西北東的展開程序。又如敦煌寫卷伯三九八八是一部鳥鳴占吉凶書，其展開程序也與此仿佛：
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東北方上方……
如果我們承認占卜的思維模式與史前巫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那麼最初發現磁石指極性的現實事件很可能首先確認南方為占卜巫咒之基準方，從而形成以“指南車”、“司南匙”為記憶主題的傳說，伴隨著占卜實踐的傳承而流傳後世。即使在日常理性經驗的東南西北方位程序占據了正統地位之後，仍然借助於民間亞文化的特殊形式而有所保存。從這一意義上看，《山海經》中的《山經》和《海經》所體現的方位模式要比《大荒經》的方位模式更為古老，並且透露出占卜思維的麵影。
占卜思維的空間程式在民族學、民俗學方麵亦不乏其例，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中仍可看到這種以南方為首的四方位依次列舉法，如在內蒙古呼盟巴爾虎收集到的英雄史詩《英武的阿布拉爾圖汗》中，東北方被說成是群魔惡鬼聚集的地方，因而成了“不懷善意的那邊”，“最壞最壞的地方”。史詩在誇耀遠古君王阿布拉爾圖汗的神威時，特意描述了他的蒙古包宮殿的四方咒術之門，其順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