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本間”的關係出發的研究方法在清代乾嘉考據學者以及辨偽學者當中獲得了最徹底的實踐，更由於五四引進了西方現代神話學，從“文本間”關係出發的研究方法越發占據了更為強有力的地位。如上所述，這不僅僅是由於現代民族國家想象、重建自身文化--曆史合法性時對於文本的需求，同時也是因為在借助西方理論反觀本土的語境化材料時所產生的錯位。換句話說。盡管根據西方經驗抽象、修葺的理論並未徹底擺脫地方性知識的性質，其普遍意義還有待驗證；但是，一旦我們把源於西方的理論預先已視為普遍性知識，那麼凡是當具體經驗事實溢出了普遍知識框架的時候，那問題肯定出在本土經驗而不在西方理論。比如上引波德對中國古代漢語神話的評論就是典型的以西方理論為坐標係統審視中國材料之後得出的結論。
由於中國古代經典的語境化敘事文本與西方古代經典的語境化敘事文本呈現出不同的形態，那麼，為了與根據西方經驗抽象、修葺的理論保持一致，我們就不得不拋開本土文本的語境而直接訴諸無語境的文本，甚至將本土文本割裂，從中檢選出符合西方理論界定的神話片段。這也就是說，與古希臘神話之“惟美”以及其他民族神話或“奇詭”不同，當中國古代漢語文獻呈現出整體性的非神話--曆史傾向時，已經修葺的、本已易於進入各個非希臘民族神話整體的“原始神話”概念，卻仍然難以整體的方式進入中國古代漢語文獻，於是，以片段的途徑進入中國古代漢語文獻似乎就成為持神話普遍論的學者們惟一的方法論選擇。當然，學者們也就立即高興地發現，中國古代漢語文獻中的確存在著“原始神話的片段”，而且這種神話片段具有“長時期內的穩定性和反複性”，即十分符合西方神話學理論所描述的神話母題或類型化故事。這樣，通過對不斷重複出現於各種文本之間的、具有穩定性的神話片段（母題、故事）的排比，就既肯定了神話的中國文本形式（盡管是零散的形式），同時也肯定了西方神話學理論的普遍性。而從中國文獻的“文本間”關係中重新構擬出符合普遍性知識的“本土”神話材料的“科學”方法，也就很自然地接通了本土傳統古文家的“文本間”實證原則。這樣說來，中國傳統學術基於“文本間”的考據方法能夠在現代學術中延續其生命，不僅僅是其自身的實證性科學成分為現代學者的發掘所致，同時也與西方理論進入中國材料時的方法論路徑有直接的關係，而更重要的是，與現代中國急需學者們解決的文本重建問題有直接的關聯。
馬昌儀先生說：“概括來說，人類學派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歸納法、分類法和比較研究法三種。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這三種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的。”也就是說，人類學派的神話研究基本是采用的“文本間”方法，而“文本間”的方法往往與探求普遍性的目的有直接的關係。馬昌儀引英國神話學家哈特蘭德的話說：“人類學方法是最科學的方法。人類學方法便是要多多搜集材料，因為相關的事搜集得愈多，歸納的結果一定也愈準確。”“要搜集許多相同的故事以考察人性的同點，社會情形及其他情形的同點。因為要想知道人類的通性，思想的方法，野蠻人種的製度……在雜亂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點來。”［17］這樣，持進化論的人類學家們就通過“在雜亂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點”，建構了19世紀比較文化和社會進化視野中擁有普遍性話語權力的“大敘事”（greate narrative）。
已故神話學家袁珂先生的名著《中國古代神話》和《中國神話傳說》最典型地體現了中國現代神話學“文本派”的基本方法。在西方現代神話理論的觀照下，中國古代的漢語神話無疑隻是以片段的形式散見於諸多古籍當中，研究中國神話的學者將這些神話片段從各種古籍中剝離出來，再根據西方神話的分類原則和分類體係重新連綴起來，於是這些經過重新整理的神話故事也就在頃刻之間衍變為無語境的純文本。如果說在這些純文本背後還存在什麼語境的話，那麼這些重構過的神話文本的語境隻能是現代民族國家對於文化合法源泉的當代曆史訴求。於是，人們完全有理由反問：這樣經過重構的神話還是“本真”的中國古代神話嗎？
四
行文至此，現在我們也許可以就中國現代神話學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方法做一簡要的表述了：其一，意識形態的闡釋及建構立場及其效應。這一立場源於本土傳統的經學並因現代民族國家重建文化曆史合法性--現代意識形態化的需要而得以延續。其二，從“文本間”出發的研究方法。此種方法論原則在本土學術傳統中原本也有深厚的土壤，並成為現代西方神話理論進入本土傳統文獻材料時的有效路徑。研究古代神話的現代學者們在努力重建中國古代的神話係統時，專注於文本的闡釋和重構，使得從“文本間”出發的方法論得到進一步強化。由於上述兩種傾向，中國現代神話學對中國古代神話的研究最大化地忽視了對於神話敘事語境的具體勘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