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西方現代神話學的引進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和反封建主義學術的發展，引進的西方現代神話學在20世紀的中國語境中就成為了學者們手中的一把雙刃武器：一方麵可以弘揚現代民族主義，另一方麵則能夠批判傳統封建主義。20世紀的百年當中，中國古代神話曾為眾多的現代學者所矚目，除了學者個人的因素，其社會、曆史原因或出於此。換個角度，就純粹的學術理由來說，不可忽視的是：20世紀初葉的中國學者企圖在傳統學術史的惡性循環圈之外發現一種能夠站在文化局外人的立場評論本文化利弊的視角，這個視角就是源於西方的現代科學和現代學術。由於本土的傳統學術與儒家經學幾乎是同義語，因此兩千年來，我們在今文學、古文學還有漢學、宋學之間的循環往複已足以使人厭煩。20世紀初，古、今，漢、宋的各種弊病都已充分暴露，到了五四時代，學者們一方麵希望用古文學攻今文學，用今文學攻古文學，用漢學攻宋學，用宋學攻漢學；而另一方麵，五四的學者還希望找到一種能夠超越古今漢宋之外的批評視角，將傳統的古今漢宋一起打倒，五四學者最終找到的就是源於西方的現代理性的科學和學術--神話學當然也在其中。
三
在筆者最初進入神話學領域的20世紀80年代，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材料”似乎已成為一種不成文的信條，或者說已成為中國學者當下的生存方式。由於清儒已將中國上古時代的漢語文獻整理殆盡，現代學者們盡可以放心地使用這些材料，於是衡量現代學者素質的首要標準就變成了理解和掌握西方理論的程度問題。但是，西方理論就真的那麼如入無人之境了嗎？傳統學術的古今漢宋問題真的離我們當代學者已經那麼遙遠以至於我們可以再也不聞不問，而隻是那些專門研究經學的學者的課業了嗎？
實際上，西方理論在進入中國古代漢語文獻這一廣泛的研究領域時，西方學術與傳統學術（經學）的牽連是隨時隨地的。這絕不僅僅是由於先秦文獻首先是由漢儒整理、注釋因而現代學者根本就無法擺脫漢唐注疏，更在於傳統學術的科學態度本身就與西方學術有著相通之處，比如宋學的懷疑精神和古文漢學的實證方法。本土學者固然借助西方現代學術的視角重新思考了本文化的傳統問題，西方理論同樣也在借助本土學術曆經千年積累的問題意識和具體方法（比如傳統小學的考據方法）進人漢語文化的學術領域。但是，西方學術理論在進入漢語文化問題時，並不是傳統經學的所有流派都與之發生了等量齊觀的接觸，西方學術隻是同其中的某些學派的某些傳統發生關鍵性的“鏈接”。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顧頡剛曾經回憶自己治學的淵源，他說道，影響他學術發展道路的主要是曆代的辨偽學、清代的古文學和清末的今文學，以及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現代進化論史學。也就是說，西方學術理論在通過顧頡剛進入中國學術生活時，與西方學術相接榫的傳統學術主要是古文學的實證方法和今文學的理論假設（即關於古史係統隻是先秦儒家托古改製的結果的假說），至於今文學家的研究方法，顯然為顧頡剛所摒棄。但這是否就意味著今文學的研究方法隻有虛妄（嚴守師說家法）的一麵而不具有科學的因素而為顧頡剛、為西方理論所遺棄？事情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如果我們僅從學術的角度看待今古文問題，今文學作為一學術流派自有其自治的方法論原則，即顧頡剛所謂的“義例”或“共同遵守的方式”。今文學在現代學者眼中較古文學的方法更顯虛妄，在許多時候是西方學術進入中國問題時的選擇結果，同時也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基本問題即傳統文化的文本批判與現代文化的文本重建有直接關聯。由於文本問題始終是中國現代學術的核心問題，於是特別關注具體文本的曆史語境的今文學方法在現代就受到了異常的冷落。在中國現代神話學研究中，以文本研究為主要方向和方法的西方進化論神話學派始終受到學者的青眯；與此相反，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人類學派的“語境”研究方法始終沒有成為中國現代神話學的主流取向，其深層原因亦是同樣的。這也就是說，無論進入中國的西方現代神話學，還是本土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化，其關注的焦點都是文本闡釋與文本重建問題--即以文本為象征符號的民族國家文化傳統的現代闡釋和重建問題。在這樣的問題意識的統攝之下，經典文獻自身的語境問題根本就無法進入其研究視野，於是今文學的語境研究方法又如何能夠被采納呢？傳統今文學的語境研究方法未被現代中國神話學所采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通過對此一問題的考察，我們正可以介入到對中國現代神話學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的思考，而反過來說，忽視語境化文本的研究恰恰又源於中國現代神話學自身的學術語境。
簡約地分析，今、古文家研究方法的分野大致可以名為“語境派”的方法和“文本派”的方法。要之，今文家認為，盡管六經不都是孔子本人所撰寫，但全部都是據孔子思想的創製，於是今文家希望從中體會出孔子編定六經時具體的微言大義，為此今文家不主張割裂具體的文本而是根據具體文本的整體語境（上下文關聯）獲得統一的理解，是為“語境派”的方法。而古文家則認為，六經乃孔子編纂的曆史文獻，就同為曆史文獻而言，六經與六經以外的傳世文獻主要是曆史學文獻在性質上並無不同，因此，欲探得六經的本義，並不需要再現孔子本人纂集六經時的具體語境，而是需要將六經與其他經史文獻相互並置，通過形式邏輯的歸納、演繹，從“文本間（intertext）”的關係出發求得內在於六經中的普遍意義，是為“文本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