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微
中國現代神話學是在引進西方學理與繼承本土學統的碰撞中產生的。以茅盾和顧頡剛等人為代表的一代大師曾分別從引進學理和繼承學統兩個方麵將中國現代神話學推向前進：茅盾等人引進了現代西方神話學的核心觀念及其理論（包括分類）體係；而顧頡剛等人則主要繼承了本土傳統解經學的支流（或雲“異端”）--晚期辨偽學派的基本思路和考據方法。中國現代神話研究始終處在上述兩種學術力量的強大影響之下，並最終取得了兩種學術取向之間的有效兼容--其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和聞一多《伏羲考》--從而建立了一種融會中西、古今的現代學術新傳統、新格局。
20世紀建立起來的中國現代神話學傳統體現在一係列經典性的學術著作中，舉其要者，如：茅盾《神話研究》，顧頡剛、楊寬等《古史辨》，［法］馬伯樂《書經中的神話》，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美］波德中國的·本書係作者《論神話學與經今、古文說--（尚書·呂刑）闡釋的案例研究》一書的“引言”，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節。古代神話》，袁珂《山海經校注》和《古神話選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蕭兵《楚辭與神話》，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等。從學理方麵說，中國現代神話學的新傳統可以簡要地表述為：引進西方現代神話觀念及其理論，結合本土傳統的實證方法，重構中國古代的神話係統。上述簡單的歸納肯定不會是全麵的，因為新傳統本身呈現為一種開放的結構和動態的過程。就理論方法言，流派紛呈；就研究對象言，也絕不僅僅是古代的和漢語的神話。但是，借助西方現代的神話觀念、理論以及本土傳統的研究方法重新解釋和建構中國古代的漢語神話，始終主導了中國現代神話研究的大方向，並且是最富理論深度的研究方向，則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本文對中國現代神話學學科問題的討論也就主要落筆在這一領域。
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神話研究領域時，中國現代神話學的新傳統已然確立，在我們這一代學人麵前，早已經樹立著一座座學術豐碑。我們受惠於這個新傳統，我們站在這個新傳統開辟的學術基地上，按照已經確立的學術範式做我們的功課或作業，我們的功課和作業隻是前輩學者尚未解決的一些具體的學術難題。於是我們就專注於那些具體的解題訣竅，卻不再反思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新傳統本身是否存在問題。我們相信，這些基本問題前輩學者已經解決或者基本解決，因此，隻要我們專心致誌地沿著前輩開辟的學術道路、規定的研究範式繼續前進，就一定不會走上岔路。我們不再思考新傳統所賴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特別是我們不再考慮我們的前輩學者的學術淵源本身是否應當接受批判性的反思。
本文的學科反思集中於如下問題：（1）中國現代神話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什麼？（2）現代學者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所昭示的中國現代神話學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什麼？
對於神話研究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學者們向來都有各自的表白，但一般說來，這種表白多帶有強烈的主觀性，也就是說與學者個人的實用目的有直接、特殊的關聯。“郭沫若開始僅僅從詩人的角度去欣賞神話，魯迅是為了和複古派、國粹派論爭的需要而利用神話，茅盾則為了窮本溯源，對19世紀以前的歐洲文學作一番係統的研究而鑽研歐洲古典神話，周作人最初強是為了研究西洋文學必須具備一些入門的、典故性的基礎知識而涉獵神話，鍾敬文、趙景深則認為探討民俗學、童話學必須同時旁及神話學，鄭振鐸是為了給中國史學‘另辟門戶、尋找道路’而研究神話……盡管個人研究神話的目的不同，時代先後不一，修養各有深淺，成就大小各異，但是……他們選擇的道路、使用的理論武器和方法卻是驚人的相似，都是以歐洲的人類學派神話學作為依據。”［17］（p41）而一門學科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卻不是本學科全體學者“個人宣言”的簡單集合，學科的基本問題隱藏在學術研究的過程當中，同時也體現在學術成果的社會效應當中。本文並不打算直接考察中國現代神話學的社會效應，而是集中討論中國現代神話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普遍（或經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即馬昌儀先生所雲中國現代神話學者采用的“驚人相似”的“理論武器和方法”。之所以選擇研究方法作為本文考察的切人點是基於筆者的如下信念，即：我們究竟怎樣研究（how）是與我們研究什麼（what）、為什麼研究（why）、代表誰（誰在）研究 但是，對於中國現代神話學的研究方法，本文又不打算做普遍歸納式的考察（完全式歸納本不可能），而是希望借助處理一具體案例，揭示中國現代神話學接納西方現代學術的神話理念和繼承本土傳統學術的實證方法的深層理由，亦即中國現代神話學的基本問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