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消除大敘事是西方文學研究界的趨勢甚至共識。”大敘事是現代性追求的產物，是用時間性來抹去空間性差異，建立一個沒有內部差異的同質化時間序列。現代性大敘事小時間來使空間差異同質化，強行將地域差異從空間性存在敘述為時間性存在的基本手段。比如，在曆史進步這個大敘事中，東方和西方的差異就被認為是西方處於曆史發展的前列，而東方則落後了西方。換句話說，西方位於線性時間的頂端，而東方則位於中部甚至後部，東方惟一的道路是在同一條時間軌道上追趕西方。
西方現代性的擴張方式，就是在非西方世界複製它已有的敘事模式。因此，東方和西方的關係，實際上與東方國家內部的地域關係是一致的。就中國自身而言，地域差異普遍被認為是發展程度的差異，東部和西部之分就是一例。但實際上，東西部的差異剛好是用曆史進步這個大敘事來規劃和控製中國內部空間差異的產物。這在政治經濟領域裏，自有其相應的理由。但就文化而言，則遠遠不是那麼簡單。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區域文化往往與少數民族文化相關。在曆史上，漢民族就有用少數民族之“漢化”程度來衡量其文明程度的傳統。近代以來，“漢化”程度中又混雜進了“西化”程度，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了。空間性的地域文化差異，不斷頑強地衝擊著現代性的時間差異，使現代性大敘事變得越來越麵目可疑。
實際上，現代性是在後現代的視野中作為一個問題叢生的被反思和被審視的對象浮現出來的。用利奧塔的話來說，先有了後現代，才能有真正的現代性，因為後現代性就是站在現代性之後，審視現代性進入曆史的資格。而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現代性一開始就被當作了一個固有的標準來使用。關於現代文學的有無現代性之爭，爭論雙方的分歧隻是在於中國現代文學在現代性時間坐標上的位置之爭，這個坐標本身有無問題至今仍在視閾之外。大量“以某某的現代性”為題目的論文，都不約而同地認定，隻要具有了現代性，作家或者作品之價值與地位就獲得了保證。這一切都沒有將現代性當作一個反思和審視的問題來對待。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對現代文學所作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也沒有真正地走向空間化。
3.在反思現代性的學術潮流中，文化人類學本是最具有活力的一脈。文化人類學的原則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而非建構性的，張揚文化差異，以空間性特征來對抗和批判現代性的時間性特征，不斷地打破和質疑現代性的大敘事，是文化人類學的力量之所在。在西方，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實際上改變了人文科學的遊戲規則，使人文科學從傳統的建構性的尋求客觀規律轉向了解構性的尋求意義，即將世界的意義從封閉和被壓迫中解放出來。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也應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它的目標和任務不是要建立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敘事，更不是去完善和強化這個大敘事，相反，它應是一種積極的對話和解構的力量，將被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大敘事所壓抑和忽視了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充分揭示出來。劉洪濤在《湖南鄉土文學與湘楚文化》一書中，注意到了漢語文化對苗文化的壓抑和控製，分析了沈從文對苗文化的使用之複雜性，這實際上正是地域文化研究所應該做的。黃修已也主張文學史應寫出曆史的複雜性和內部差異性，並且特別指出應關注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少數民族文學，亦是走向文化人類學基本原則的自覺。以事實而論，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中的不少著作，“在對重要的文學流派、文學群體、重要的有代表性作家作地域文化闡釋的同時，其反思的、再評價、再認識的傾向，也是顯而易見的。”將將這種傾向上升為明確的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學術原則，是進一步激活與發掘其研究潛能的自然要求。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反思現代性應在兩個層次上進行。其一是在中國與西方這個層次上，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義，質疑現代性中的民族壓迫與殖民話語。其次則是在中國文化內部的層次上，反思和批判我們自己建立的大敘事的合法性，質疑中國自身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的缺失。應該說，在目前的文化狀況下，後者顯得更為重要，也更有意義。因為反思和批判現代性，最終的指向是反思和批判我們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中國人的生活，顯然與中國當下性的境遇關聯得更為緊密。同時，西方的現代性擴張，是以在非西方世界內部強行複製西方模式為基本形態的，這也要求我們將對西方的批判放到具體的曆史情景中，具體化為對中國文化與文學自身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