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從學
盡管一直存在回到文學自身，將現代文學經典化的努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仍然集中在文學與文化的關係上。借用新批評的術語，就是集中在文學的外部研究上。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的探討，觸及了文學史與思想史之間的複雜關聯，而出於探討這種複雜性的要求，“現代文學研究近些年擴展深化了文學與曆史、文化語境關係的研究，包括文學與傳播，都市文化、地域文化、宗教義化、校園文化、女性亞文化關係研究，甚至可以說，某些探索性的研究，把現代文學主要作為文化現象觀照，而不再保守以往以文本和作家研究為主的方式。”其中，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總結現代文學，一度被寄予了較高的期望，也出版了不少高質量的研究專著和大量的文學作品，但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格局並未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至少，同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等相關領域相比，地域文化視角在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可能性並未得到充分的發揮。
1.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就有地區性的現代文學史專著出版。這些地區性的文學史，有的是以政治活動為標準來確定地域空間，如劉增傑主編的《中國解放區文學史》、馮健男和王劍青主編的《晉察冀文藝史》、文天行的《國統區抗戰文學運動史稿》等等。與此相應，重慶出版社於1985年和1989年連續推出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和《解放區文學書係》等，采用的也是政治標準。有的則是以行政區劃為標準來確定地域空間，如《江蘇新文學史》、《嶺南文學史》等。這些著作以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現代文學為目標，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地域文化視角，但在具體操作中，對地域文化特色也有所涉及。政治活動實際上也有對地域文化的利用和改造在其中。
進入90年代之後，一方麵是大量地域性的現代文學作品被整理出版，另一方麵則是研究者開始從真正的地域文化視角出發來研究現代文學，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作品出版方麵，幾乎每一個省區都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現代文學書係，而且追求大規模的整體效應。如貴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大型叢書《貴州新文學大係》，河南大學出版社的《河南新文學大係》等等。這種出版行為雖主要出自地方有關部門的諸種實際考慮，且編輯質量也參差不齊，但就文學史料的保存和搜集而言，卻又有著不可代替的貢獻。其中，錢理群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係》，張毓茂主編的《東北現代文學大係》［8］等大型文學書係的出版，與上述地域性出版物完全不同，既有嚴肅的學術品格，又有著改變現代文學研究現狀的積極構想，文化的眼光已經取代了政治或單純行政區域的標準。正如錢理群所言，這些“地方區域文學大係的出版，正標誌著一個新的領域正在引起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的越來越大的關注，這就是‘現代區域文學（文化）’的研究。”
集中體現這方麵的研究成果的，是嚴家炎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從1995年到1998年，該叢書共出版了10種，分別是：朱曉進《“山藥蛋派”與三晉文化》，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費振鍾《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逢增玉《黑土地文化與東北作家群》，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彭曉豐、舒建華《“s會館”與五四新文學的起源》，李繼凱《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劉洪濤《湖南鄉土文學與湘楚文化》，馬麗華《雪域文化與西藏文學》。這套叢書從策劃到出版的操作過程都遵循著嚴格的學術規範，作者大都是現代文學研究中卓有建樹的中青年學者，主編嚴家炎，副主編王富仁、錢理群和淩宇等人，對學科的現狀與曆史都有著相當自覺的了解。嚴家炎早在80年代中後期就開始關注地域文化與現代文學之關係，曾於1989年在蘇州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上，提議關注和研究“中國現代作家與吳越文化”問題。所以，該叢書一麵世就受到錄入高度的重視，被評論界稱之為“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件盛事。”據筆者所知，這套叢書中的不少作者仍然在關注著地域文化與現代文學，且有新的突破。比如《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的作者李怡，最近又有《大西南文化與新時期詩歌》一書問世，進一步深化和擴大T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