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這個數字後就要立即將情況報告市長、書記，市長、書記得到這個情況後他們的緊張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們一得知這個情況，腦子裏立即想到的是幾十萬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製。因為如果這一環節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規模複燃。市長、書記要決策，我就得給他們準備各種有關民工患者的一係列相關數據，甚至連這些患者是從哪個地方來的，他們現在在哪些工地施工，這些施工工地的控製防預情況又怎麼樣，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況又是個什麼情況？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現疫情蔓延又該采取什麼辦法……總之一個簡單的病疫數字，就會帶出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處理和控製。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就這樣產生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想少幹和偷懶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市長書記現在都成了防控專家，你哪個地方有偷工減料，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你隻有準備三百五百個答案，才可以在他們麵前回答好一百道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指揮機構分分秒秒地忙碌戰鬥的緣故。
梁萬年僅是整個北京保衛戰中一個師長或團長的角色，他哪知道作為全市防控大戰的市長書記這些司令員們的肩頭擔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長，人稱“抗非典市長”，從海南省省委書記調任北京代市長，僅一個多月，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人都說北京來了位好市長，他的個人魅力在於他“平民化”：
一張平民化的臉，一腔平民化的語言，一顆裝著百姓安危的火熱之心。
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過一所剛恢複上課的學校門口，見幾個穿著防護衣的人把守在校門口，便立即下車上前詢問。那幾個穿防護服的人告訴市長，說他們是學校的老師，正在對進入校門的學生進行體溫測試。王岐山大呼：你們這副樣子怎麼行？孩子們還小，見了你們這個樣還不嚇出毛病來呀！防護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呀！學校覺得王市長說得對，很快糾正了。這小細節，可見市長的拳拳愛民心。
我第一次麵對麵地聽他講的第一番話是這樣的：我這個人也愛發燒呀，一上火，扁桃體就發炎。到北京來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線往上升的時候啊！我能不上火嗎？可我不能發高燒呀！真要燒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離”，我還怎麼個與市委、市政府的同誌們帶領大家“抗非典”呀！我有辦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讓火上來。
“我現在越來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於數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參與了“抗非典”的戰鬥，現在的北京啊，到處可見看到村自為戰，巷自為戰，樓自為戰，校自為戰，家自為戰，那情景能不讓人感動嗎？人民戰爭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範疫情的成熟、對政府的理解和信賴，多好啊！正是他們的行動才為我們解決醫療資源的不足和緊張，徹底贏得了時間。我的信心還在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針，從一開始就沒有變過，這說明中央決策的英明和堅定。所以說，戰勝非典的戰役是既定的！”市長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回蕩。
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要取得一場戰爭的全麵勝利，最終將取決於你是否真正地全麵地發動了全體民眾參與了戰爭的程度。王市長現在如此響亮地說出上麵這番話，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們已經非常滿意了自己前期在發動全市民眾參與“抗非典”戰鬥的那種程度。王岐山向我們透露過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溫家寶總理到郊區看農民們防預情況。
有個身體很硬朗的老太太見了溫家寶，總理問她你認識不認識我？老太太搖頭，說不認識。總理又問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馬上回答說：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災，是瘟疫，發燒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馬上到醫院去瞅，得了這病就不能再跟別人親近了。溫家寶事後很激動地對王岐山說：你瞧瞧，現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認識我這個總理，可對啥是非典，怎樣預防說得一清二楚。不簡單啊！有百姓這麼支持，我對抗非典勝利是更加充滿信心了。
那一天我見到王市長，是下午三點，“北京地區醫院院長聯席會議”一直開到晚飯前，王市長的講話激起了會場上陣陣掌聲和笑聲。要知道參加會議的都是處在一線的“戰地指揮員”，能在“抗非典”硝煙依舊的激戰時刻，看到他們與市長一起有說有笑，還有誰懷疑這場艱苦的戰役不勝利呢？
那一天，與王岐山市長在一起六七個小時，而且其中還有一段單獨的短暫談話，我強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揮官們，他們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這個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嘔心瀝血”四個字來形容。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這些日子裏是怎樣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強度有多大！但從他們一張張黝黑而明顯帶著疲倦的臉上可以看出，我見過的劉淇書記、王岐山代市長，還有龍新民副書記、強衛副書記、杜德印副書記……無一例外。
年輕的副市長陸昊，隻有35歲。說實話，當第一次聽說北京市出了全國最年輕的一個直轄市副市長時，我可以作出某種判斷的聯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輩的公子？陸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資小組的指揮部裏的開場白，不僅徹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錯誤聯想，更被他的坦誠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動。
1300多萬人口的城市，誰扛得起這麼重的擔子？而且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突發疫情，每一分鍾的延誤，都有可能造成整個城市的潰敗和無數生靈塗炭。“憑良心。隻有一個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來驅使自己！”這是陸昊的開場白。樸實、真切，不帶一絲官腔。
良心是什麼？良心是對得起別人，對得起市民，對得起自己所幹的工作。突如其來的災難誰都沒有經曆過，也誰都沒有想到一個政府在短時間內要承受那麼大的壓力。靠什麼？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隻要憑良心去做了就行。辦法？辦法可能在某一時間是錯誤的，但憑良心去做了市民也會理解和能原諒的。有了這兩點，我還有什麼怕的？幹吧！有中央決策在，有全市和全國人民的支持，我怕什麼？陸昊說。
當北京的疫情處在最瘋狂的時刻，防護服幾乎成了唯一可以抵禦一下非典襲擊的武器時，陸昊帶領的物資保障隊伍不僅以最快的速度調集並送到處在與非典肉搏廝殺的一線醫務戰士手裏，而且沒有多花一分國家的錢，相反還以最便宜的價格送到了北京指揮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線被稱其為“救命服”的杜邦防護服，平時的市場價為40元一件，陸昊要到的價是每件27元。這是這位學經濟做市場出身的年輕市長在“抗非典”戰役中最得意的一筆。幾百萬套世界頂級防護服，僅以小時和天數來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動的是這些被北京人稱之為“救命服”的幾百萬防護服發放中，陸昊向我們保證地說：“雖然都是經我一人之手批準發放的，但每一件防護服到了哪個地方，給了誰，我都經得起任何人的查證！在所有這些防護服的發放中，沒有任何的後門與交易存在，隻有與患者和醫務工作者的生命連在一起。”鏗鏘有力，落地有聲。這就是“抗非典”時期人民公仆的風範！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錦濤總書記深情地在廣東街頭與市民們親切握手交談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溫家寶總理在北大學子麵前熱淚盈眶地說“在這些日子裏我常常淚流滿麵”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場戰爭的成敗，沒有最高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是不可能勝利的。而一場人民戰爭的勝利，必定是我們人民信賴的領導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麵前，將其智慧和能力發揮到最佳水平的結果。
人民的信賴，來自於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負責人在談到指揮部領導搶救大學生患者時，泣不成聲。“在高發疫情時，醫院的床位關係著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學生被確診為新發病例，與他同一時段確診的還有兩名患者，一名是電影學院的謝飛導演，還有一名是北京醫務係統的患者，當時全市所能騰出的床位隻有兩張，謝飛是教授，年歲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輩的後代，應該迅速轉入非典醫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學生與醫務專家之間的選擇了。指揮部有關部門為這幾乎絞盡腦汁反複權衡，最後還是把床位讓給了北方交大的這名普通大學生。後來這位大學生和謝飛導演都得救和康複了，可那位醫務係統的患者卻永遠離開了人間……”
段傑，北京SARS醫療救助中心負責轉運的女調度。從4月22日進入指揮部後，沒有一天睡覺超過三小時的。她手中的表格和電話，掌控著全市各個醫院的病床資源和調度，用她的話說，“我打電話的快慢和做計劃的速度，連著的是一個個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時我不敢耽誤一個電話，可看著桌子上鈴聲四起的電話時我又害怕去接，因為一接我就得給人家解決問題，那可是一條條命啊！”段傑有個兒子，快兩個月沒有見到媽媽了，想通過電話跟媽媽說幾句話。有一次兒子聽到那邊媽媽的聲音，剛說了句：“媽你還好嗎？”段傑就把電話狠狠地一擱：“這孩子搗什麼亂！”連軸轉過三天最緊張的時刻後，深夜段傑被同事拉到房間休息，這時她想起了前兩天兒子要跟她說話的事，便拿起電話打到家裏，睡夢中的兒子聽到媽媽的聲音後，竟說不出一句話，委屈地不停哭泣著。母子情的催發，使在指揮部說話像掃機槍的段傑此時哽咽著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卻跟著兒子哭了好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