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5月，我從一個邊遠山區的軍營上調到北京解放軍某兵種總部。那個日子很令我感動，於是當晚我跑到天安門前，認認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聖城。想不到的是22年後的今天，當北京的1300多萬市民們正在與非典進行著生死搏殺的時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獨自來到天安門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門城樓依然那麼巍然挺立，廣場上的五星紅旗依然高高飄揚，於是我忍不住麵對天空，喊一聲：祖國，北京，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如此深愛你們……因為就在這個日子裏，我走進了正處在全民“抗非典”偉大戰役的北京指揮中心，走進了與非典激戰的第一線，在那兒感受著每時每刻的戰鬥烽火與生命至愛。
我因此想向讀者報告北京發生的這場與非典生死決鬥的偉大戰役——來自指揮部的報告。
王晨，北京SARS醫療救助指揮中心的一名普通戰鬥員。那天他推開桌前的玻璃窗，望著長安街上的車水馬龍，對我說：“第一天來到指揮部時，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間變得萬人空巷時，我的眼淚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淒慘了！”我告訴他：那些日子裏，每一個北京市民都有這樣的感受，都在尋問“如此繁榮和現代的古都難道真會變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麼恐懼的日子。
空氣中，似乎到處迷漫著瘟疫肆虐的氣息；街頭巷尾，呈現的是人們慌亂而恐怖的匆匆行色，這樣的時光足有數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經曆著像“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那般景況，這種說法絲毫不誇張。所有經曆這場瘟疫的人們，都會這樣感歎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聞播出了當天的全國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現了新發病例“零”的記錄。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樓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掛鞭炮，以示慶賀。雖然放鞭炮是違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們還是對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從最初的非典發病例‘零’數，到日發病例最高紀錄的343例，現在終於又回到‘零’紀錄！真是多虧了黨和政府的好領導啊！”一位70多歲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誠，跪下雙膝，麵朝天安門方向深深地頂禮膜拜。
在場的人都在感歎：真不容易，好像這一陣過了幾年似的。
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慶賀“零”紀錄。那喜形於色的神情相互告示著一個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北京戰勝非典的日子已為期不遠。
5月31日，全國疫情僅為一例臨床確診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這也是由疑似轉為確診的。
北京在5月勝利實現兩個“零”確診病例。
其實百姓並不知道，本來這個“零”紀錄應該早在幾天前就能實現的。
5月26日晚，當我走進北京“抗非”最高指揮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聯合工作小組”會場時，才了解到這一“內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輛載有五人的桑塔納轎車，從山西經北京延慶山區公路進入北京市區，車上的一位男子是個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發著高燒，同車4人送他進京看病。哪知到佑安醫院一查，確診是非典。而這一天如果不是這位山西來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發病例正是“零”紀錄。
指揮部會議室內，領導和專家們聽完市疾病防預控製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情況後，輕輕地發出一陣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當時有意看了一下指揮部“最高長官”市委書記劉淇同誌的臉色，那是一張嚴肅而冷靜的臉。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塊介紹《新發病例情況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兩分鍾。
雖然我無法判斷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揮官此刻心裏在想什麼，但似乎能從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樣在期待著什麼。
第二天，市民們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劉淇同誌帶著市委秘書長在北京與山西交界的延慶張山營交通路口，檢查工作，並且跟那些檢查過往車輛的工作人員們一一交代和示範著。自“抗非典”戰鬥全麵展開後，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領導到第一線的鏡頭太多了，人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一天劉淇書記的又一個“巡視”。可我看了卻非常感動，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為前一天那個本該早來的“零”紀錄的失之交臂而專程來到延慶關卡上的。
26號晚上的“聯合小組”會議結束時已近十時，我看到劉淇書記離開會場後是回辦公樓了，雖然不知道他當夜辦公到什麼時候，可我卻不曾想到當晚發現“防非典”新問題後，這位日理萬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現在距市區110多公裏的山區要塞上，檢查督促工作。從27日到31號的5天日子裏，我特意留意《北京新聞》，驚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劉淇書記到車站、到街道、到社區、到民工工地、到郊區農村的報道。而正是這樣一組組百姓並不了解內情的鏡頭背後，北京創造了自3月份以來非典新發病例的兩個“零”紀錄。
曾幾何時，北京市民們為對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緒有多嚴重，這也導致了上任才幾個月的新市長的辭職。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們對政府又是怎樣的評價呢？
市委副書記杜德印給了我一個數字：滿意率達到90%以上！我相信這個數字沒有水分。因為經曆了生與死歲月的北京市民才不賣當政者的麵子，他們挑剔著呢！每天都盯著自己這個城市的一點一滴的疫情變化，也每天盯著自己身邊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滿意準會投你反對票。
有件事很能說明問題：5月6日，北京安華西裏的一個居民看到自己樓裏的垃圾道堵了，也沒有人來處理。一個電話打到“市長熱線”。5月7日上午，這位居民下樓買菜，見自己的樓道裏來了一群人，打頭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長，說是來看這個樓道的垃圾處理情況的。那居民聽了很激動，說我昨天雖然電話打到市政府，但心裏想也就打打而已。誰知您市長真的來了，而且來得這麼快呀！王岐山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啊，垃圾問題可是大問題，我這個市長如果連垃圾問題都處理不了，還做什麼市長嘛！”90%的滿意率，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有人說，“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眾的關係獲得空前融洽。這話一點不假。
北京市委辦公樓，這是首都“抗非典”的總指揮部。在這之前的十來天中，我因采訪需要時常不分夜晝地進出這兒。每每走進大樓，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這兒工作的人，他們都是那麼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時也常見他們一手拿著盒飯，一邊拿著電話在工作。“唉，簡直像打仗！”公務員們總用這樣的話回答我的詢問。
其實他們就是在打仗！打一場無硝煙的殘酷戰爭。
從4月20號前後開始，指揮部裏的每一個房間，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成了戰鬥單位，不分日夜，沒有間隙，從市長、市委書記到打字員、材料員，他們被要求和自覺地執行著“隨叫隨到”的24小時工作製。聽宣傳部的一位同誌講，某處長的家屬為給丈夫送幾套換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樓門口等了整半天——她的愛人在指揮部就沒有斷過電話。
梁萬年，一個多月前走馬上任的市衛生局副局長，現在北京認識他的人大概超過七成以上。
作為政府疫情發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戰時電視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訪時，這位大學副校長出身的學者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話令我深思。他說：“過去我當學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從我4月22日被一紙任命當了政府一名公務員並參與了整個“抗非典”戰役的戰鬥後，現在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我對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真的是好樣的！”梁萬年的感歎沒有絲毫誇張。他自己就是一個例證。從一個多月前任命當衛生局副局長後，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廁所都得帶上手機，躺下身子卻不敢脫衣服。
“市長半夜叫我到他辦公室，書記一早找我談疫情，這已經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習慣了。市領導們都這個樣，我敢有一分鍾的怠慢？你看看我辦公室的複印機！最多時一天收發一千多份文件，那紙放在手裏是燙的！”年輕的副局長第一天上班就有一個強烈的“榜樣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戰役的一個分水嶺。劉淇書記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長在頭天一連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和全市幹部大會。第二天一早，兩位“司令員”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當他們得知中心的網絡係統資源不足時，就在現場辦公。這個後來被人稱之為“北京抗非戰役生命線”的網絡僅用了幾天時間便開通，成為北京疫區24小時防控非典的一個暢通無阻的強大信息網絡，為扭轉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動局麵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製，體現在每天的發病數字上。北京人如今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錢袋、米袋和居室，而是從他梁萬年每天嘴裏說出的那個疫情數字。“知道這數字是怎麼來的嗎？”梁萬年說起這話題，眼睛就發亮：光我說一個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點半聽CDC（疾病防控）各部門負責人的交班彙報，他們要將之前的24小時情況彙總並作出書麵分析材料；當我收到這些材料後，就要再與全市另外幾個防治小組通報情況，並收集他們的反饋信息，然後再充實自己的信息。期間動態的變化隨時發生。我們每天對外公布的主要為三個數據——臨床新發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數字。其實我們要收集和彙總的各種數據多達十幾種。而每一種數據本身又是24小時在不斷變化的。盡管現在我們建立了數字化的網絡平台，可以在幾十分鍾內將全市疫情的各種數據彙集到指揮部，但對負責疫情信息工作的戰鬥員來說，我們所掌握的不僅僅是簡單的那幾個對外公布的幾個數據，而是這些數據背後的大量需要供政府決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進入5月下旬後，全市疫情得到明顯控製後，大家都在期盼‘零’發病，可事實上總有那麼幾例新發病在擾亂我們的心境。這些新發病是怎麼出來的，我們的工作範圍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