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況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時常有人不屑一顧地說：戴啥口罩，我們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沒怎麼樣嘛!你們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咋事還沒幹，就講究這講究那的？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們自己吧？這樣蠻不講理的不在少數。流調隊員為了搶救患者，完成對密切接觸者的調查，隻得冒著極大的危險與患者、密切接觸者麵對麵交流，而且必須神情平靜、麵帶微笑，否則遭遇不配合，拖的時間更長。
為了把這一戶的患者送上救護車，其家屬足足跟流調隊討論了四五種方案，焦點都因為有可能被外人“發現”。最後的“秘密行動”是這樣的：由一名流調隊員先出門，緊隨具後的是患者本人，兩人之間的距離約二十來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會懷疑什麼。關鍵是患者後麵這一個流調隊員，她既不能離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發現什麼，可太遠了也不行，一旦下樓或出門時患者頂不住了要倒下怎麼辦？那時後麵的一位流調隊員就得有足夠的時間衝過去扶住患者。就這麼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個話什麼的，後麵跟著的那個流調隊員就佯裝誰都不認識似的往前走，或者幹脆閃到一邊，低下頭假裝係個鞋帶什麼的。在後一個流調隊員之後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屬，他們的任務是給患者帶些住院的東西什麼的。這個距離近了也不行，太遠了則會影響救護車的開車時間。
瞧這複雜!一切安排妥當後，流調隊員才把患者從家中接應到救護車上，這前後整整用了2小時零20分鍾。
事情還沒有完。第二天這位患者被正式確診為SARS患者。其家屬的隔離任務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調隊負責。
“每天的體溫我們可以在電話裏報，可消毒什麼的你們還得來，但說好了啊：你們不能進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大門!”患者家屬說。
“那我們怎麼給你們消毒呀？”流調隊員覺得無法完成任務。
患者家屬有招，說：“你們每天把消毒的東西放在院子門口，我們自己出來接應。時間約在上午九十點鍾怎樣？那時大院進進出出的人多，不太會被人注意的。”“不行，你們是密切接觸者，隔離期間是不能隨便走動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調隊員說。
患者家屬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們就帶著消毒用具進大院吧，但絕對不能穿白大褂什麼的。消毒用具也得放進一個大塑料袋內。有人問，你們就說是收破爛或者賣東西的小販什麼的，反正你們自己去編吧。”“可還是進不了你們的家呀？”“這就好辦了：我們不是住在5樓嗎？你們可以從樓底下往上看我們的窗台。從明天起，我們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證明樓道裏有人，你們就不能上來。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沒了，你們就趕緊上來。記住：我們就用這暗號。千萬可別搞錯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經驗多豐富。流調隊員為了完成任務，也盡力適應這樣的“地下工作”。
問題是，有時“地下工作”的對方並不那麼配合，這給流調隊員帶來更多的艱辛。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曆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藥，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鍾，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幹淨。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都是大人物噢!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辦法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十六樓啊!身著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隻好無奈地沿著樓梯一層層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隻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在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後的第一時間內迅速將他們隔離之外，便是盡快幫助他們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隻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的吳大夫長歎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隻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也罷，我們在門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扯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裏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裏麵哐當亂響一通，像是在抄什麼家夥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隻得下樓。”“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裏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樓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衝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籲籲的吳大夫她們隻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麵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哐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過去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裏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鍾……”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歎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到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裏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裏忙外幹了三個來小時……”流調隊裏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曆更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5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係，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著，你們一來，整個大樓裏的人就以為我們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趕我們走的。我們公司才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才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為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了解，由於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登上前去接應的密切接觸者代表開來的車。到寫字樓後，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裏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動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