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況黃大夫她們穿的是防護服，用不了一會兒渾身上下跟泡在水裏似的難受。難受點兒也就忍了，可關在車子內總不是個事吧!黃大夫一看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咋還不見接應的人？黃大夫趕緊又打手機給樓裏的人。樓上的人說別急別急，現在寫字樓裏還有人哪，他們正在想法引開別單位的人，讓他們早點離開大樓。“再堅持一兩個小時就差不多了。”樓上的人說。
“啊，還要一兩個小時呀？”黃大夫心想，到底是我們去隔離人家，還是人家隔離我們呀？又過1小時40分鍾，接應的人總算神神秘秘地將她們引上樓。黃大夫她們顧不上喘口氣，就支起噴射工具，開始為密切接觸者的辦公場所消毒。就在她們向幾位密切接觸者交代完隔離事宜時，有個愛串門的外單位女人一邊咋呼，一邊往黃大夫她們噴藥消毒的那層樓道走來。
“快快，你們倆快進廁所躲一躲，不叫你們就別出來。記住：如果被外人發現，你們就說你們是我們公司專門請來的清潔工，正在給房間消毒呢!其他的不準多說一個字!”不由分說地黃大夫等人被關進了又悶又窄的廁所。
二三十分鍾過去了，黃大夫她們不見有人來“解禁”，倒是外麵的屋子裏又說又笑地沒個完。黃大夫她們生氣了，在裏麵一邊敲門一邊嚷著叫人放她們出去。那個串門的女人好奇，說你們的廁所裏怎麼還關著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說，是請來的清潔工幫著他們消毒呢!串門的女人又問，消毒就消毒吧，幹嗎還把人關在廁所裏？公司的主人忙說可能廁所門壞了。這時有人悄悄將廁所門打開。黃大夫她們走出廁所的那一瞬，串門的女人嚇得大叫，呀，你們這兒有非典啊!然後像見了瘟神似的轉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樓裏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邊奔跑，一邊嚷個不停。不出幾分鍾，整個大樓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唄。黃大夫心想，這樣也好向寫字樓裏的人都進行一次宣傳預防SARS的知識。“不行!你們不能隨便走動一步!待在原地別動。我們會派車子將你們接出去。”黃大夫她們還沒來得及挪動腳步，寫字樓的經理已經將電話打到她們消毒的那個樓層，並且下了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
就這樣，黃大夫她們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車庫，在那兒又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等她們被人接上一輛玻璃窗全拉著紗布的小麵包車送回單位時，黃大夫她們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個小時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襲擊北京的殘酷時刻，有一些家庭由於突然慘遭瘟魔的傳染而瞬間有數人或進醫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立無援的人該怎麼辦，這給流調隊的工作帶來極其煩瑣的難題。地處京城心髒的西城區，就遇到了這樣的事。
“找塊地方，將這些孤立無助的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起來。”有人建議。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處城中央，哪兒找地方呀？”有人對此質疑。
於是一項計劃迅速在決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避免讓周圍的百姓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又有人質疑。
再難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就極有可能造成SARS傳染源的擴散傳播。區政府“抗非辦”成員一商量就這麼定了。
定歸定，但執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隔離密切接觸者容易，可要順順當當地實施則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西城區的“密切集中營”就設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帶的一棟大廈內，周圍的居民平日裏可以在自己的窗戶前看清那棟大廈內的一切活動。
於是，流調隊又接受了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他們要隨時隨地將全區範圍內那些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不露任何聲色地將他們從四麵八方彙集到這一秘密地點，而且不得出現一絲差錯。這可怎麼做呢？醫院副院長出身的西長安街一帶的流調隊隊長俞蓓蕾說，在擔任這一任務時，他們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級嚴格要求，凡接受這種任務時，流調隊員不能穿防護服，更不能開救護車，隻能穿著便裝，像去看一個老朋友似的將密切接觸者從所在地方，悄悄接出來，再送到“集中營”。一路上，誰也不會看出他們是流調隊員在緊張地執行著護送SARS密切接觸者的任務，倒像尋常親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動辦事。
“這樣不是很危險嗎？”我問。
“危險也得有人去做。”俞隊長介紹說，“在SARS襲擊最危急的時刻，將沒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離有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集中起來管理，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應急措施。可又因城區條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圍百姓的不安，所以整個‘集中營’隔離工作，隻能秘密進行。”流調隊員們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完全置自己於SARS襲擊的危險境地，但誰也沒有退縮過。隊長俞蓓蕾以身作則，先後親自接應過十幾個這樣的密切接觸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以情以禮、以善以友地將那些處在SARS襲擊前沿的人安全送進“集中營”，一些日子後又以笑臉將一個個解除隔離者送回他們的家。
“集中營”從建立到撤除，前後近兩個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帶的居民和眾多單位，誰也不曾發現就在他們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廈在抗非戰鬥中曾先後接待過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觸者，並在這兒安全地接受了隔離期的數十天留觀。
這樣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調隊一手完成的。
激戰之中，他們用血肉長城阻擊來犯之敵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裏，是北京SARS戰役最為激烈的階段。能否控製戰局，關鍵在於能否切斷傳播源。
流調隊員把那些日子裏與SARS的戰鬥比做上甘嶺戰役。由最初600人的防病隊迅速擴建成2500人的流調隊也發生在此刻。
“喂喂，你們快來，這兒又發現一個SARS患者，是一個外地民工，現在正躺在大街上，我們不知怎麼辦呀!”有人打電話到120熱線。流調隊迅速趕到現場，隻見數十名街道幹部和公安人員遠遠圍著一個直挺挺躺在街頭的民工，驚恐萬分，又不知所措。
“請讓路!讓路!”兩名流調隊員扛著擔架，絲毫沒有猶豫地直奔患者，並迅速將其抬上擔架，送進救護車內。
“喂喂，同誌，我們是在旁邊的大樓裏辦公，這兒出現了非典病人，我們大樓會不會被傳染呀？”“對呀，這個人是我們最先發現的，我們是不是就很危險了？要不要隔離啊？”“沒事，大家都是在室外遠距離見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樓和居民更不會傳染上的。”流調隊員登上救護車的那一刻，隔著兩層口罩對現場的市民說。
“喲，原來她們都是女的呀!”幾個公安人員感到臉上紅紅的，相比之下，他們自感有些慚愧。
“流調隊吧？這兒有個確診SARS是剛從另一個醫院跑出來的，現在扣在我們這兒，聽說他滿城轉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們趕快過來!”某醫院緊急呼救。
流調隊的吳疆小組剛剛在市郊做完一個非典患者流調，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萬火急的新任務。
“我在第一次確診的那個醫院是活不了的，他們那兒堆滿了患者，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來想找個能夠好好收治我的醫院……”吳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訴著自己的經曆。
“打了兩次出租車，上過兩個醫院。是這樣嗎？”吳疆心急如焚，一邊記錄，一邊核實。
“是。我是滿街跑了……”吳疆知道一個重症患者這樣滿街跑的後果意味著什麼。“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觸者!”茫茫人海，何處尋覓？吳疆小組離開這位患者後，迅速出擊，四處追蹤，整整連續奮戰了一天一夜，最後將50多名密切接觸者全部找到，並又一一調查，逐一布置隔離，其中發現一個出租車司機已被傳染並開始發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