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離者最初的目的地是奔向安縣的永安鎮，因為聽說那裏有個災民收容所。但趕到那裏才知道，他們的消息有誤。怎麼辦？餘震不斷，為了能夠不迷失方向，大家商量決定，隻能繼續沿著大路走下去。隻要走下去，就能有活路！師生們都這樣想。
就這樣，第一批大震餘生的北川中學師生們互相攙扶著、鼓勵著，頑強地走了五六個小時的路，來到了綿陽市的九洲體育館。而這時，龐大的九洲體育館人山人海，他們都是來自各地的災民——師生們身臨其境，也第一次嚐到了當難民的滋味。然後他們又很快看到了許多袖子上別著“綠袖標”、“紅絲帶”的好人，那一張張溫馨的臉，讓北川中學的孩子們感到震後的第一絲溫暖與安全……
幾天後為保證他們正常上課，他們又被轉移到長虹集團的培訓中心，這裏條件比較好，能夠上課。
我與這些孩子見上麵是在地震十多天後的了。十多天後的北川中學學生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他們正在一個條件比較好的“臨時學校”學習。我去那天已近晚飯時間，所以同學們正在長虹培訓中心的空地上吃晚飯。我首先看到的是高三的同學，女同學居多，她們端著自助餐式的鋁飯盆，吃得很多，看見我們來，臉上也掛滿了笑容。我開玩笑說，你們一個人的飯量我要吃三頓。她們便不好意思起來。指指草坪，我說我們坐下來聊聊行嗎？她們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請。我問她們家裏的情況，她們說她們很幸運，家裏房子塌了，但沒有死人的。原來她們的家都是在農村，“山區的房子比較簡易，地震一來塌的多，砸死的人少些。城裏就不一樣了……”說起學校遇難的那一幕，女同學們臉色變得難看起來。
一位叫母亞蘭的女同學顯得活潑些，她說，她們幾個都是高三（4）班的，北川中學新教學樓共5層，都是高中部的學生。當時地震發生時他們都在上課。1、2層是高二、高一的同學，高二高三都在3、4、5層，特別是高三，都在5層。地震使整個教學樓全部坍塌，1、2層壓在最底下，他們在5層的感覺是當時房子一下往下坐了好幾米，等他們從廢墟裏逃出來的時候，再往教學樓看去，發現隻剩了3層。“我們高三共10個班，死得不算多，高一高二的死得特別多。不能回憶那一幕了……總之，當時現場很亂，我們高三的男同學就去救人了，我們女同學就負責看護抬出來的傷員和同學的屍體……”母亞蘭說。
我覺得不能再問這些心靈受過巨大創傷的同學了。從北京出發前參加中央台的那台賑災文藝晚會現場，有3個北川中學的同學代表參加，他們在現場的訴說和眼淚，已經給國人留下深深的印象了。那種痛與悲無需再重複，每一次重複，對孩子們來說，等於是挑傷口，讓他們幼嫩的心靈再一次流血……
劉亞春校長幾乎每天都要接受采訪和與各種官員談話。個頭矮小的他，顯得非常疲倦。他是個不愛多說話的老師，聽說我是北京來的作家，他似乎才有了一點想說話的意思。
“地震以後我們的人都很團結，學生也很堅強，大家一般都是通過眼神來傳遞信息的，或者是拍拍肩膀什麼的，很少有人說話，不知道說什麼。我也不太想說話。”劉校長的開場白讓我意外。
“我們現在都是沒有家的人，家破人亡的那種。好多老師，家裏邊都失去了好多親人，我們大家都在這兒挺著。有學生在，我們就得挺著。沒有學生的時候，大家在一起講的時候都會哭……”校長開始有些哽咽。
“你們不在學生麵前哭？”我問。
“很少。一般不。”劉校長說，“我女兒死的那天我都沒掉一滴淚，可我看見學生的屍體時我就哭，不停地哭，眼淚收不住！孩子們有的困在一起，解放軍戰士把樓板一搬開，就能發現幾個、十幾個孩子死在一起，有的孩子甚至連一點傷都沒有，他們是悶死的……看到那種情景，我能不哭嗎？我哭一輩子都覺得對不起這些孩子！有些孩子當時壓在下麵還不停地喊救命、救命，喊我的名字，喊校長救救他們，可我搬不開那些壓在他們上麵的樓板，幾天都搬不開，等把樓板搬開時，他們都死了……我不哭行嗎？我哭幹眼淚都沒用，我哭不出聲，哭的不是淚水，是血……
“我也是家長，我一直想拚命去救自己的孩子，但我救不了她，因為有那麼多孩子在喊我、在喊救命……有一次一個小孩的屍體挖出來，我從衣服、褲子和鞋子的顏色樣式看，從背麵看，我認定那是我的孩子。我痛哭了一場，抬出來後我又去看了一下，結果發現不是，但又覺得他就是我的孩子，後來每挖出來一個屍體，我都覺得是自己的孩子，他們都是我的孩子……”劉校長的話沒有半句修飾，但句句能痛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