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也常導致新的理解。譚雲山錯過了在中國的泰戈爾，卻在新加坡遇到了他，也是在那次會麵中，泰戈爾談起了他的國際大學。1917年他在小鎮聖蒂尼克坦建立的這所大學，是他教育的新設想。他已見過了太多的西方大學的模仿物，在這裏他要強調的思想交流而不僅是學術訓練，他也要把遮蔽的東方思想展現出來。他曾經希望梁啟超能前來這裏講學，這計劃因中國的內亂而延宕。如今，他又寄望於新加坡見到的這位青年。他喜歡青年人，從不吝於給予他們鼓舞。譚雲山在這鼓舞下，又從新加坡來到加爾各答。會麵想必非常愉快，譚雲山連夜要去看看泰戈爾的教育實驗場……
中國學院
從紅磚牆的霍拉火車站出發，隻需兩個半小時，就抵達聖蒂尼克坦——在孟加拉語中，它是“和平之鄉”。車廂破舊，頭頂上兩排黑乎乎的電扇，像是巨大的蒼蠅掛在那裏。沿途是水塘、田地、樹木，晾著色彩鮮豔衣服的房屋。太陽落下時，我想起了博爾赫斯所說的“平原一樣的憂傷”。
我試著揣測譚雲山的感受，他也曾沿著同樣的鐵軌前行。它也令我激動，這是我短暫的追尋之旅的終點。吸引我來到印度的不是泰戈爾，而是這個中國青年。
兩年前，一對意大利夫婦對我說起在印度的一個小鎮，有一所了不起的大學，其中還有中文圖書館，它們是蔣介石與周恩來捐獻的。半年前，我偶遇譚中、黃綺淑夫婦。在北京大學的勺園外交公寓，這對夫婦向我講起了他們的父親譚雲山，講起了他與甘地、尼赫魯的友誼。意大利夫婦所說的中文圖書館，正是他們父親所建。他不僅建立了中文圖書館，更有一所中國學院。
坐著晃晃悠悠的三輪車，我從車站來到國際大學。校園裏到處都是樹，學生們在芒果樹下上課，你看得到一塊塊砌出的圓形空地，突起的水泥台就是講台。老師站在上麵，同學們圍坐四周。如果泰戈爾仍在，他一定會坐在其中。我穿過樹林，看著穿著黃色莎麗的少女們結伴而行，在小路上，一群人正竭力把一頭受傷的牛抬上三輪車。
這是一個未被打擾的世界，泰戈爾的教育理想也頑強地保持下來。他期望國際大學是“世界的鳥巢”，是東與西的交流之地，也是東方國家相互理解之地。在藝術係，一個嬌小的日本姑娘正在組裝她的藝術作品，把三組鋼片掛在層疊的支架上，它們自由碰撞、分離，她要借此象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她的旁邊，一位斯裏蘭卡的女孩正忙於她的泥塑，兩顆人頭重疊到一起，不知是何意謂。在一個簡陋的隻賣速溶咖啡的露天咖啡店，我還碰到了一個高大的韓國男青年，他要在這裏學英文，想想印度式與韓國式發音的相逢，真令人不寒而栗。與世界所有的大學不同，這裏的青春與酒精、性和狂歡無關。你找不到小酒館，隻在小鎮一處半掩門的小店，才能買到酒精飲品。男人們擠在店裏的小隔間裏，喝上一小杯，滿臉的鬼鬼祟祟。青年男女大都太過陽光、得體、溫柔，身上很少散發出性的氣息。這似乎也是泰戈爾個人風格的延續。在他漫長的一生裏，從未傳出過關於女人的緋聞。他多姿多彩的個性，橫溢而出的才華，早已通過詩歌、小說、繪畫、歌曲、表演、演說、旅行釋放了。他似乎與整個世界在戀愛，不需要具體的異性。
譚雲山的中國學院猶在，它是現代中國曆史的另一個側麵。
當然，我也見到了刷成粉紅色的中國學院。兩層的樓房有著民國時代的典雅。它建成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的幾個月。1928年的聖蒂尼克坦之行迷住了譚雲山，他留了下來，在這裏教授中文。但不久，迫於生計，他又前往緬甸編輯中文報紙，還卷入政治。1930年，他陪同國民政府的密使前往拉薩拜訪十三世達賴，又把達賴的信帶給甘地。印度始終伴隨著他，回到中國後，他成立了中印學會，為待建的中國學院籌款。它的捐助者名單由一連串顯赫的名字構成，既有蔡元培又有蔣介石，他個人與國民政府是主要支持者。它的意義不僅在於文化交流，也關乎國家戰略與民族命運。中日戰爭即將到來，印度是中國後方。
在中國學院，我看到了林森與戴季陶的題字。中正館如今改為女生宿舍，在中國學院的露台上，我看到這幾個字被半遮半掩在芒果樹葉下。我想進去一探的願望，被幾個姑娘攔住了。我該怎麼向她們解釋？這是一個中國青年在七十多年前建造的，我跑了這麼遠，就是想看看他當年的努力。
對我來說，譚雲山是個謎。我在他建造的學院裏遊蕩了一個下午，坐了坐他當年的辦公室，在燈光昏暗的圖書館裏，我看到了堆積在一起的線裝書，那是他千辛萬苦運來的。蔣介石與周恩來的捐獻都在其中。我辨不清那些線裝書的種類與名字，即使叫得出名字，也讀不懂它們的內容。那個古老的中國已離我遠去。我很懷疑，七十年來是否真的有學者翻開過它們。但曆史經常以特別的方式回到身邊。這些書籍中的很大部分與佛學相關，這是自唐朝以來，一代代中國學人與僧侶的翻譯結晶。印度人早就丟失了這部分遺產，倘若他們想要了解自己的過去，就必須求助於這些中文典籍。誰又知道，這些無人理睬、沾染灰塵的圖書，又有一天會激發起哪顆年輕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