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和的著作出版於1976年，它多少受到新興起的後殖民主義的影響。先進/落後、文明/野蠻的概念飽受質疑，年輕一代的學者試圖恢複被壓迫者的尊嚴。但這努力也可能滑向另一個極端，它美化了被壓迫者，比如葉名琛。倘若你對19世紀中葉的官場有所了解，它彌漫的無知與無能，它的驕縱與膽怯，一定會懷疑黃宇和的溢美之詞。
令我著迷的是葉名琛的最後歲月，他從廣州被運到加爾各答。他該怎樣看待自己的旅程？怎麼麵對自己的囚禁，又怎樣寬慰自己？
在漫長的海上航行中，他從不走上甲板，似乎對所經之地毫無興趣。一旦周圍沒人，他就興致勃勃地向窗外看。住在加爾各答的威廉炮台時，他還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向戍何必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他自比漢代的蘇武，來勸慰自己。中國的危險早已從西北草原轉向了東南海域，英國人與匈奴人也大不相同。牧羊十八年後，蘇武終於回歸大漢，而他不可能了。
葉名琛必是逐漸意識到這希望的破滅，或許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有蘇武對自身文化的信心，漢文明在匈奴人麵前仍是不容置疑的高級文化。
但住在托裏貢的葉名琛麵對的是不同的挑戰者。他見到了傳教士、商人、外交官、記者，他們都對這個被俘的中國大員深感好奇。他還堅持要人翻譯《加爾各答英國人報》，新奇於英國議會的辯論。這迅速拓展的知識，讓他欣慰又困惑，或許還加劇了他的沮喪。“現在我明白了，這比我以前從香港了解到的清楚得多，那時我根本不懂。”他曾對自己的翻譯人員感慨說。
1859年4月，葉名琛死在托裏貢。他從中國帶來的糧食已經吃完，拒絕食用英國人提供的食物，他沒有變成另一個蘇武，卻追隨了伯夷、叔齊的軌跡。
很少有人記得這個插曲了，我在加爾各答遇到的華人，沒一個聽說過葉名琛這個名字，盡管他們都來自廣東。
Tangra是加爾各答的“新中國城”。夜色中，我看不出它“新”在何處。從市中心出發，大約半小時後，出租車從塵土飛揚的大路突然拐入一條寂靜的小路。在夜色中，我隻看到路兩旁靜默的高牆，像是傳說中的江湖世界。但再一個轉彎之後，那個熟悉的加爾各答景象再度浮現。汽車、摩托車擠壓到一處，放肆的鳴笛，人們站在街旁，交談、嬉笑、兜售油炸的食品。唯一不同的是，街兩旁邊的商鋪多了很多中餐廳，它們都窄小、暗淡，霓紅燈管編織的店名散發著廉價的光。其中一家赫然叫“南京”。這真令人產生奇妙的聯想，正是從《南京條約》起，中國被拖入了近代世界。而英國人的戰艦也正是從加爾各答出發的，運載的印度兵遠超過英國人，據說也正是這些印度兵讓廣東人不悅，他們的黑皮膚比白人的藍眼睛還引起當地人的不安。
李萬成執意要帶我們去一家叫金利的中餐廳。他五十六歲，出生在這裏，他的爺爺在1920年代移民至此，就沒回中國。住在Tangra的中國人全部來自廣東的梅縣，他們說客家話、孟加拉語、印地語和少量的英語。李萬成的語速短促而急切，吐字又不十分清楚，像是連發的但炮筒被高度磨損的迫擊炮。我很少聽清他的完整句子，但這不妨礙他對自己中文水準的自得：“這裏的華人區再沒有比我說得更好的了。”
我沒品嚐出這“金利”的獨特味道，發白的油菜無精打采地堆在盤子裏，炒雞丁淹沒在紅色辣椒裏。李萬成談興甚濃。他說起少年時讀過魯迅、茅盾與冰心，尤其記得最後一位所寫的《寄小讀者》。五六十年代是這個華人社區的繁盛時期，這個客家人的小世界達到了兩萬多人。他們有自己的商業組織、社區中心、公共墓地、幾份華文報紙、四所華人學校，李萬成在其中一所接受教育。學校裏的老師不乏畢業於燕京大學這等名校，他們下南洋既是為了尋找一份生計，也多少呼應當時的思潮——服務海外華僑，使他們成為築造新中國的力量。因為遠離，他們對中國的情緒更為濃厚，文學作品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
但政治因素隨時可以中斷文化上的努力。這個華人社區在70年代後開始衰落。衰敗的種子可以追溯到1962年，中國與印度的邊境戰爭令華人身陷困境。他們成為不被信任的族群。在關係最緊張的時刻，他們隨時可能被捕，被送往北部的集中營，或者遣返中國。
李萬成對此一句帶過，他更願意談論現在的中國。“我已回了中國七次，”他說，“我看中央台的國際頻道，上網讀新聞，中國發生的什麼事情都清楚。”他抑製不住地讚賞中國的崛起，海外華僑揚眉吐氣。他也說起家鄉新修的大樓與馬路，要比加爾各答還要氣派得多。他很願意在我們這些北京來的人麵前表明，他不僅沒有落伍，還緊跟變化。中國的繁榮，似乎也撫慰了華人社區的衰落給他帶來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