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靜的變革
但是僅僅描繪這些嗎？再次印證對這個喜馬拉雅山隱士之國的讚歎，它的和諧、安寧、樸素，像是這個日益貪婪、煩躁、墮落的世界的對照？
一個外來者，多麼容易一廂情願地簡化現實。就像一位70年代初來到中國的西方遊客，他肯定是厭倦了物質世界、消費主義對個人的壓抑，對中國人的貧困心生浪漫幻想——這是一個多麼自足、平靜、緩慢的國家，卻看不到下麵的焦躁、壓抑和渴望。不到十年後，中國人對物質的狂熱勁頭一定嚇壞了這些幻想者。
偏見深具粘性，人們走到哪裏都帶著它。中國經驗早已潛移默化地作用於我。悠久曆史、遼闊疆域，還有到哪裏都擺脫不掉的人群，每一個中國人在骨子裏都有種天然的優越感。對待周遭那些弱小國家，更是如此。還記得1910年當朝鮮最終被日本吞並時，大多數中國精英的反應嗎？大多是“朝鮮本我藩屬”。在我們的觀念世界裏，很少有平等的觀念。
我很懷疑，我不由自主地帶著這些烙印來看待不丹。它麵積不到四萬平方公裏，隻有重慶麵積的一半，人口則是七十萬，我居住的北京朝陽公園一帶可能就達到這個數字了；當它1907年第一次統一時，中國的體製已存在了兩千年……
盡管沒有看到任何確切的證據，我卻本能地相信，不丹曾是中國的朝貢體係的一部分。它的小規模，讓它乖巧可愛，連衝突和罪惡似乎都沒那麼可怕。
我到來時，一些案件正讓本地新聞媒體憂心忡忡。藏傳經文的Chorten被盜竊；一名十九歲的鄉村少年試圖在樹林中強奸一名十六歲的少女，但他失敗了，因為喝多了酒；隨處可見的射箭比賽，有時會誤傷行人；一起詐騙案，一名不丹學生聽信了電子郵件中的獲獎信息，為了贏取一個來自英國的一百萬英鎊，他付出了一百萬Nu，約兩萬多美金……
連卡瑪·吉麥的故事，也沒讓我的興奮持續太久。新聞記者喜歡衝突，大壩也正是種種衝突的體現——政府與民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但是以中國的標準看來，八十九戶人家的移民規模實在太小了，以至於可以忽略。卡瑪·吉麥會抱怨這一切，但是他並沒有特別的悲劇感。他也從來不是孤立無援的，新聞媒體都站在他們一邊。本地報紙KUENSEL在6月5日的社論中寫道：“重新安置一個村莊不僅是重建房屋，它是容易的部分，你必須要考慮農民的耕地、牛的飼養、飲用水源、建造灌溉係統。他們必須要適應新的生活。這種跳躍實在是太大了。”這份當地影響力最廣泛的報紙的口吻既溫情又堅定，它對農民溫柔，對政府則強硬。它接著寫道：“毫無疑問，水力發電是不丹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同時，政府不該忽視遷置問題。必須確認，經濟增長不該傷害本應被保護的人民和土地。”
但倘若耐下心來，你會感受到另一些景象。在這個國家平靜、和諧的外表下，卻是激烈的、戲劇性的變化。很少有國家像不丹將如此眾多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革，壓縮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一直到1958年，它仍是農奴製的前現代國家。在五十年裏，它進行全方位的嚐試。從佛學院到現代大學，從口頭傳說到開通電視台，從國王製定一切到民主選舉，那麼多第一次，第一條牛仔褲、第一輛汽車、第一部電影……
昆桑·喬登親曆了這些變化。1952年，她出生在不丹中部的Bumthang地區。他的父親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一直到1958年，家裏都有一大群農奴和一個大莊園。不過，地主和農奴的關係和我們習慣性的看法不同，他們仍有從屬關係，但更像是仁慈的家長製，農奴付出勞動，但是地主也要為他們的生計考慮。當1958年解放農奴的法令下達時，絕大多數農奴並不願離開。
昆桑·喬登的父親是革新者。1961年，他決定送女兒前往印度讀書，被村裏人認定是瘋子。在不丹，受教育隻是男孩子的事，而且都與宗教相關，求學之路是艱難的，孩子們要去印度上學，第一所中學要到1965年才建立起來。
昆桑·喬登白天騎馬，穿過叢林和高山，夜晚時睡在窄小的山洞裏，整整十二天後，她才到達印度北部Kalimpong的聖約瑟夫學校。對於九歲的昆桑來說，她對印度幾乎一無所知，隻知佛教就是從這裏來的。
畢業之後，她回到不丹，為一個瑞士援建的農業項目工作，幫助工作人員和本地人溝通。也是因此，她認識了後來的丈夫，一位瑞士農業學家。他們在1976年的婚姻，是昆桑的另一個勇敢嚐試。不丹已經緩慢地開放，但是嫁給一個外國人，仍是驚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