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碰麵並不順利，他們彼此陌生，還有別人在場，而且不久後，蘭道夫·丘吉爾——那位剛剛下台的首相的兒子，高聲喊著伯林的名字，他是伯林在牛津的同學。不通俄語的丘吉爾想讓伯林告訴酒店的服務生，應該把他剛買的魚子醬放在冰塊上。魚子醬打破了伯林與阿赫瑪托娃剛剛開始的談話。
在當晚的第二次見麵後，確切地說是到了淩晨，阿赫瑪托娃的朋友告辭後，他們進入了真正的狀態。不是關於詩歌——伯林幾乎沒有讀過她的詩，而是關於他們共同的朋友——伯林在紐約、倫敦都碰到過她流亡的舊友。借由朋友帶出的往事，他們都進入了一個久違的小世界。對伯林來說，那是他渴望卻從未經曆過的時代；對阿赫瑪托娃來說，那是逝去的最美好時光。談話一直持續到清晨，除去吃了一頓煮土豆，從未停止。盡管他們連手也沒拉一下，房間裏卻彌漫情欲的味道。阿赫瑪托娃比伯林年長二十歲，但依舊美貌，時間與折磨則為其增添了新的驕傲，像是一位女王。
第二天清晨，回到酒店的伯林躺在床上不斷重複著“我們戀愛了”，在一年後的一首詩裏，阿赫瑪托娃寫道：“……他不會成為我親愛的丈夫/但是他和我，我們所成就的，/將讓20世紀騷動不安……”
它真的讓20世紀騷動不安了？阿赫瑪托娃以她一貫的自信，認定這次見麵觸怒了斯大林，並導致了冷戰的到來。
這是孩子氣的自我誇張，還是詩人總能令領袖憤怒？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的親密朋友，正是因為一首諷刺詩讓斯大林雷霆大發，他稱這位元首是“臉上有麻點的魔鬼”。
我們從噴泉屋出來，穿過楓丹卡運河上的一座小橋，沿著一條與涅瓦大街平行的小路走上一程，就到了文化廣場，一座黑乎乎的普希金雕像矗立在廣場中央，也像所有的雕像一樣，他的頭頂上站立著一隻迷惘的鴿子，它在這裏短暫休息，順便排泄糞便。盡管人們常常把鴿子視作和平的象征，它更是民主的象征。所有的雕像，不管是政治領袖、一代暴君、偉大的詩人、天才劇作家、民族英雄，他們頭頂上總是站著一隻若無其事的鴿子，尖尖的爪子踩著他們的頭頂，所有的威嚴與光環，都要被覆蓋在斑斑點點的白色鴿子糞下。
在文化廣場的一角，一個沿窄窄的黑色樓梯而下的酒吧，到處是彩色的玻璃和狗的模型。它仍叫迷途狗（Stray Dog），在1910年代初，這裏是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一群詩人、學者、藝術家在此聚會、酗酒、求愛、寫詩、畫像、爭吵……他們稱自己是阿克梅派——“最美好的時代”。
我們到得太早，是第一桌客人，服務生正懶洋洋地清掃地麵，音響裏傳出20年代初的爵士樂。同樣的地點、同樣的名字，它卻不是九十年前的那家酒吧，它開張於1991年，想滿足人們對沙皇年代的懷舊之情。
曆史經曆一個輪回，這個城市再度回到了它最初的名字——聖彼得堡。1914年當俄國與德國宣戰時，尼古拉二世認定這個名字太過德國化，它被改成了彼得格勒——它更富俄國色彩。到了1925年，列寧創造的光輝壓倒彼得大帝，它又成為列寧格勒。
現在，人們走在聖彼得堡的大街上，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
在這個年代，人們還讀阿赫瑪托娃嗎？她的作品仍被印刷，上傳到網絡上，你還可以下載人聲閱讀版。當然，詩句無法再激起五十年前那樣的回響——在那個寂靜而壓抑的年代，詩句說出你的壓抑，也是娛樂的來源。
我在兩個彼得堡之間穿行。普希金的故居、屠格涅夫的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房子。我住在涅瓦大街六十四號的旅館裏，而別林斯基曾在六十八號編輯過雜誌，在前往一家叫哈爾濱的中餐廳時，我還路過以赫爾岑命名的大學。
這是我臆想出來的俄國嗎？到處都是美國的Hip-Hop和日本的壽司。涅瓦大街上的每間咖啡館都懸掛著電視屏幕，純平、直角、高清的解析率，成群的半裸女人在上麵晃動著豐滿的臀部，健壯的小夥子展示著修長的身材，他們都麵無表情，有一種清澈的肉欲——欲望之下，空無一物。它們訴說著同樣的故事，金錢與縱樂。黑人街區赤裸裸的夢想，先是占據美國的流行文化中心，繼而征服世界。在上海與北京街頭，你看到寬大的牛仔褲與斜戴的棒球帽，而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屏幕上，你看到這些高加索人也把自己弄成了Kanye West的模樣。壽司店甚至比喧鬧的咖啡店更多，紅色的三文魚、粉色的蝦、白色的扇貝，乖巧地趴在白色的米飯上，黑色的醬油碟旁是綠色的芥末。連本地人也想不起，到底這些日本的精巧吃食是何時征服了俄國人的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