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令戰爭與意識形態黯然失色，不管後者曾多麼強大與殘酷。與克裏姆林宮的塔樓相呼應的是奔馳公司的巨型標誌，七十年前沒有攻占莫斯科的德國人以另一種方式回來了。涅瓦大街是1905年革命的中心，它的導火索是對日作戰的失敗，如今壽司征服了俄國人的胃，Hip-Hop則令冷戰記憶恍若隔世。
但曆史的烙印又從未消失。共產主義解體了，它的思維模式以另一種模式延續下來。柏林牆倒塌後，幾乎一夕之間，東柏林書店中的萊辛與荷爾德林被換成美國電影錄像帶與傑姬·柯林斯的通俗小說。與其說它們是自由的衍生物，不如說它們是多年集體的、高壓教育與宣傳的產物。獨裁政權可以強迫人們接受高雅的藝術與文學，倘若你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列寧格勒、華沙或東柏林，會發現普希金、莫紮特、歌德、莎士比亞從未離去。政權禁止作家與藝術家們思考現實，卻允許重演與重印經典作品。極權所帶來的清潔社會，令這些經典暢通無阻。
在某個短暫的時間段，它甚至能造就一個小小的精神烏托邦。“整個社會都像仍生活在校園裏：密切的、動感情的、耗費大量時間的友誼，無休止地把時間花費在飲茶、喝伏特加、討論生命的意義、貪婪地追求那些深奧莫測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上。”有人如此描述晚期的蘇聯社會。這純淨與高雅，以人們的心智不成熟為代價，它很容易因環境的變化而扭曲。從荷爾德林到傑姬·柯林斯，從拉赫瑪尼諾夫到Kanye West，他們的距離比人們想象的要近得多。品味與政治之間的關聯，要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得多。
海參崴的美人
臨行前一夜，我還是去了“金色玩偶”。我已經路過它很多次，有時白天，有時夜晚。涅瓦大街的喧鬧從未停止過，即使是午夜，人們仍在飲酒，吃飯，走來走去，摩托車呼嘯而過，震得旅館的窗玻璃陣陣顫抖。夏天是如此珍貴，彼得堡徹夜不眠。“金色玩偶”夾在劇院與藥房之間，它是一家脫衣舞俱樂部，招貼畫上的美人們翹著臀部，正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她說你來自中國呀，給你半價怎麼樣？
是中國的崛起為我個人增添了魅力，是中俄友誼萬年長，或是她的生意太過冷清，還是更為沮喪的現實——你們中國人，什麼都需要打折？
她穿得真少，一雙長腿讓我心神不安。她也比那些更美麗也更冷豔的姑娘更親切。她來自海參崴，帝國最遙遠的東方。它冗長的俄語名字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統治者。
今夜，我該被她統治嗎？我如此懊惱於剛才在書店的揮霍，兩本厚且重的攝影集，耗掉了所有的盧布。老彼得堡輝煌、黑白、平麵的往昔，怎比得上一刻的銷魂。紅色的幃帳後是一排小小的隔間，它們半掩著門，幽暗的光線發出無盡的邀請。
這是我在彼得堡的最後一夜，忘記羅馬式陰沉沉的喀山大教堂、多層奶油蛋糕式的冬宮，或是阿赫瑪托娃與伯林的相逢，這城市的複雜內心，我難以接近。
欲望的蘇醒比想象的更慢。我的心神不寧再沒轉化成進一步的衝動，不僅是囊中羞澀，是太多雙動人的長腿彌漫的性感壓抑了欲望。
我真想為她背一背曼德爾施塔姆的詩篇：“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這是1930年的作品，描述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潮時刻。三年後，他就因為一首詩而流放到海參崴，他譏諷過臉上有麻子的斯大林的瘋狂統治。他再沒回到彼得堡，1938年，他死於帝國邊緣拘留所的醫院板棚內，無人知道他的屍體葬於何處。
解放人類的新政權到來了，“他們用槍命令你放下筆，然後用筆命令你放棄張口說話，然後用嘴命令你消滅人的感情，然後用感情要求你做他們的奴隸”。
在涅瓦大街呼嘯的摩托車聲中，在這遠方姑娘的笑容裏，曆史的卓絕殘酷都消融了。
200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