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與豆腐坊
“你們的主席就曾住在那裏，”王子街友豐書店門口，書店老板指著斜對麵的Regent旅館對我說，“它曾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他是個和藹的老先生，樣貌六十歲上下，幹幹淨淨，講一口南方人的普通話，語速很慢。
友豐是巴黎最古老的中文書店之一，大約四五十平方米的店麵，從學術、科技、醫學到文學、戲曲，中文與法文兩種語言，都以中國為主題。這位黎先生1976年創辦了它，最初的地址就是如今的Regent旅館。
他是柬埔寨華僑，1973年來到法國，既是為了求學，也是為了躲避柬埔寨內亂，紅色高棉政權的政策讓很多人背井離鄉。不過，這談不上是全然陌生的經曆。黎先生祖籍潮州，自從19世紀中葉，闖南洋、去金山，就是東南沿海中國人普遍的人生選擇。地少人多、資源匱乏、官僚壓迫、社會動蕩，都讓人們想去另一個世界尋找希望。
“我們剛開店時，很多人以為這還是共產黨的俱樂部，上來拿一份《人民日報》就走，”他回憶起三十三年前的軼事，“一開始，我們從香港進書，等到中國開放了，就直接從內地進。”
這著名的鐵塔，想必周恩來、鄧小平每天都會看到，他們當時做何感想？
“那你們的生意什麼時候最好？”我看到收銀台上擺著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刊頭紅豔豔的，如今是一歐元一份。四十年前的巴黎，這代表時尚的前沿——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追求平等、反對壓迫與物質化的偉大運動。巴黎拉丁區那些熱血沸騰的年輕人，要過上很長時間才明白，“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一點文化，還有他們想象不到的殘酷。
在索邦大學攻讀佛學的黎先生，會和他的法國同學也爭論上幾句嗎？還是，他也早已不了解那個真實的中國世界。或許，他的記憶已經混淆，是鄧小平，還是周恩來，還是華國鋒，誰做過中國的主席？人名和頭銜更早已經混淆。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動蕩不安，又讓多少人能分清這一切？昨天的第二號人物是劉少奇，今天就換成了林彪，華國鋒最終接了位，但鄧小平又複出了……如今，年輕一代還有多少記得胡耀邦與趙紫陽，或是更加不為人知的胡啟立——他曾經被視作接替趙紫陽的不二人選。頭銜與實際權力是分離的，權力的傳遞又充滿了懸念和意外。
黎先生無意深入談話。我們初次見麵，他沒興趣把家世與所想和盤托出，不過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興趣卻被引誘出來。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陳毅、李立三不都曾在此生活過嗎？勤工儉學，正是這一代人創造的用語。當他們聚集在法國時，他們理解的共產主義，和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吧？
沿王子街而下，路過一家二手英文書店——舊金山圖書公司。在這裏，我找到了一冊《周恩來的早年歲月》，作者Chae-Jin Lee，不知該怎麼譯。封麵是黃埔軍校時期的周恩來，消瘦俊秀，英氣逼人，他才二十六歲，就成為這個培養未來軍事領導人學校的政治部主任，一位傑出的組織者和說服者。
不過，傳記講述的卻是這張照片拍攝之前的故事：那個祖籍紹興、出生在淮安、成長在沈陽和天津的少年，他如何在自己的親生父親和過繼的父親之間尋找感情平衡，又如何在陌生環境中獲得安全和自信。日後他在不同組織與權力係統中的遊刃，伴隨終生的高度謹慎與自律，可能正從此而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他最是謎一樣的人物。他無處不在，魅力四射，永遠操勞，按照西蒙·雷斯的說法，“他能同時展現出一位絮叨主婦對細節的關注和一位當代最偉大政治家的開闊視野”。但在這美好卻不真實的麵具之下，到底是怎樣的血肉和內心，他守口如瓶。或許僅僅幾個人能洞悉這一切，毛澤東、鄧穎超，他們了解他的強大和脆弱，也知道如何利用這種強大與脆弱。
我夾著這本書，坐地鐵從六區到十三區。六區是布爾喬亞們的聚集地，聖米歇爾大街、索邦大學、一家接一家的咖啡店、電影院、書店，到處都是四處遊蕩的青年人，夜晚十點鍾仍熱鬧非凡。而十三區卻很寂靜，也平庸得多，直角的板樓取代了16世紀的遺風，也沒有豪斯曼那刻意追逐第二帝國的雄壯。而空氣中飄蕩的自由和文化（盡管它可能是淺薄的）也隨之消失了，但中國的味道卻陣陣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