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著名的陳氏超市或是擁擠在一起的旅行社、餐館、藥店的中文標牌，而是霓紅燈，讓我一下子想起了中國。從北京、上海到西部的一座小城，到處是紅色、紫色、綠色、黃色、白色，圓形、方形、三角形的霓紅燈，它們以各種形態炫耀自己，有的不停閃耀，有的如畫卷一樣鋪陳，它們是飯館、購物中心、KTV、桑拿房，連同無處不在的噪音，一起來填補人們空空蕩蕩的頭腦與內心。我們脆弱、渙散的注意力，需要不斷的外來刺激和即刻滿足，就像嬰兒車上不斷更換的塑料玩具。再沒有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那個液晶卷軸，更能代表我們對這種閃閃發光、空洞無物的東西的迷戀了。
十三區是巴黎的中國城，盡管溫州人正四處湧來，但似乎潮州人仍占據著絕對的領先。“溫州人是後來的，”友豐書店那個操著一口台灣國語的中年店員說，“有錢的還是潮州人。”他祖籍湖北，父親一代隨著國民黨遷台，而他現在又到了巴黎，湖北鄉音或許都早已淡忘了。他佩服潮州人，因為“他們的老鄉一個幫一個，如果我是潮州人，也自己做老板了”。像那位黎先生一樣，這些潮州人或許從未回過潮州，他們大多在1970年代從柬埔寨、越南和老撾而來。那些地方恰是意識形態和大國政治爭奪的前線，個人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群落一樣，巴黎的華人也以經濟上的活力和政治與文化上的冷感著稱。他們善於營造一個富足的家庭世界，卻沒興趣參與更廣泛的政治與文化生活。或許盡管久居於此，在內心深處他們仍深深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一個過客。或許過往的記憶太過不堪，盡管人數早已超過四十萬，經濟實力雄厚，算得上法國重要的移民群落，但他們仍習慣把自己視作弱者，對法國的一切，他們保持沉默。
於是陳文雄在一年前當選為十三區的副區長變成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三百年華人移居法國的曆史中，出現了第一位政治人物。不過，當中文媒體開始宣揚這個曆史性時刻，一個常見的標題竟是這樣：“我們華人做事，不比他們差。”在新的豪情之下，是舊日遺留的自信危機。在訪問裏，這位四十一歲的華人領袖談到未來的設想。除去為華人社區爭取更大的福利，他還要推進中醫的合法化——在法國，除去針灸，中醫項目都是非法的。他想建立中醫醫院，將之推廣到全歐洲。食物、中醫、舞獅子、旗袍、毛主義、長城、孔夫子，倘若你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穿梭，會發現這個悲慘的現實——中國像是個民俗博物館，既沒有真正的曆史，也沒有富有活力的當代生活，隻陳列著早已被抽幹內容的種種符號。它可以被杜可風用攝影機鏡頭描述成誇張而空洞的東方情調。
這是我這一代麵臨的中國，她似乎仍未走出一個世紀前那一代人麵臨的陰影和焦慮，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它在原地踏步。從意大利廣場走到戈德弗瓦大街，十七號不再是一間小旅館，僅僅有一塊銅質的浮雕頭像。燈光昏暗，但是周恩來的形象仍清晰可辨，隻是與我熟悉的頭像略有出入，臉上的線條更柔和豐潤。這是雕塑家貝爾蒙多之作，他是羅丹最著名弟子德斯波奧的學生。不過，他有個更著名的兒子，電影明星讓·保爾·貝爾蒙多，他塑造的那些滑稽英雄，伴隨著我的青春。標牌上注明的是法文說明：“周恩來，1922—1924年在法國期間曾經居住在此。”“周恩來”三個中文字，是鄧小平題寫。他們在1920年代初的巴黎相遇，共同經曆他們青春的冒險與掙紮。
“經曆過數年痛苦、緊張和惱怒之後，人們最終抬起頭，睜開眼，四處張望，伸伸腰，他們要品嚐生活：瘋狂地跳舞、思考、喊叫。一股突然爆發的能量充盈了世界。”畫家費爾南多·勒格在1918年寫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他們想要恢複從前——戰爭前的富足、進步和享樂。可能嗎？從未遭遇過的死亡、仇恨和愚蠢已經洗刷了歐洲，人們不能假裝一切都不曾發生，街頭隨處可見的傷兵，都在提醒過去的殘酷。巴黎，這座19世紀的歐洲首都，似乎正在這兩種力量之間搖擺。一種新型混合到來了，人們要生機勃勃地重續誇張、榮耀、文明，但是又被死亡的宿命所包裹，明天不會再來，一切都要今朝結束。因為昔日的榮耀和戰後的低廉物價，全世界的青年似乎都在湧來，興致勃勃，吵吵鬧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