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與作家們是這股潮流的中心。他們在死亡的陰影和縱情聲色之間，創造對世界的嶄新理解。這是畢加索、海明威、達達主義者、龐德、斯特拉文斯基的城市，是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發表宣言的城市，也是歐洲最後貴族縱情之所。他們在咖啡館裏爭論與醉倒，將埃菲爾鐵塔變成巨大的廣告裝置……
但對來自中國的這群青年來說，這座城市與他們期待的不同。1920年冬天，周恩來乘坐波爾多號抵達馬賽。五周的行程像是對歐洲殖民帝國的一次草覽。他在香港住了一夜，在西貢呆了三天，他路過新加坡和科倫坡，穿越印度洋、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最終在12月13日來到馬賽港。
抵達這一刻，定讓他內心澎湃。幾個月前，他在送給一位要前往法國的同學的詩中寫道：“出國去，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一處處的浪卷濤湧，奔騰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三月後，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那時他正關押在天津市地方檢察廳的看守所，他是作為天津的學生領袖被捕入獄的，1920年1月，天津學生試圖通過浩大的抵製日貨行動，延續五四運動的行動精神和憂患意識。他不過二十二歲，卻已是個飽經風霜的人物。
在少年時期不斷的動蕩之後，十五歲的他來到天津，進入南開中學讀書。在這座標榜新的道德與知識的學堂裏，他脫穎而出。他的文章贏得老師與同學的尊敬，在業餘的戲劇舞台上，他扮演的女性角色贏得滿堂喝彩，他還和誌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組織了敬業樂群會，彼此促進精神與學識的進步……一位同學後來回憶說，幾乎想不出周恩來身上有什麼弱點。
周恩來的個人世界逐漸成熟，但中國卻陷入了更嚴重的混亂、衰敗。清王朝被推翻了，共和製卻沒有帶來想象的國家尊嚴與強大，反而陷入了更甚的內亂與道德衰退，一種失敗感彌漫中國。對中國深深的憂慮影響了像周恩來這樣的青年。他們這一代，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體係中成長，這既讓他們陷入精神的煎熬，也讓他們創造出一種更強大的人格與內心。對周恩來而言，昔日的文人理想很容易就和現代民族情感嫁接在一起，範仲淹、顧炎武和赫胥黎、盧梭並列出現。在《敬業》創刊詞中，他寫道：“吾輩生於20世紀競爭之時代，生於積弱不爭之中國，生於外侮日迫、自顧不暇的危急時間……安忍坐視而不一救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他在南開的才華和魅力，沒能在日本留學生活中彰顯出來。他對外國語言的掌握，遲緩而缺乏成效。在日本的一年半時間中，他沒能通過日本大學的考試，從而獲取官費支持。他在學業上遭受挫敗，卻在政治世界獲取了新養料。自20世紀初，日本就成為中國青年人的政治啟蒙之地。它是孫中山、梁啟超的基地，在國內受挫的變革者在這裏暫獲安身，並將自己的誌向傳遞給新到來的中國青年。
周恩來是日文報紙與雜誌的狂熱閱讀者。無政府主義、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種種理念經由日本通俗作家節選式的介紹，再經由周恩來一知半解的日語能力，而進入他的頭腦中，彼此融合、發酵。日本之行是個失敗經曆，周恩來既沒有獲得大學教育的機會，或許也沒能真正理解當地社會。在日記裏，他要求自己用盡一切方法去觀察和研究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但在一次乘坐火車時，當他興致勃勃地和對麵的一位日本文學教師交談時，後者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當他們改用英語交流時，日本人則又幾乎無法表達。最後，他們在紙上用中文筆談。周恩來在日本的生活，主要局限在他在南開的同學網絡中。是這種親密的朋友，給他力量和意義。
回國後，他也未能如願進入清華大學，最終他成為了新成立的南開大學的第一批學生，接著卷入學生運動。他不是個衝動、振臂一呼的領導者，在謹慎的觀察之後，他才加入其中，而他的個人能力和性格則很快將他引向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