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花神咖啡館露天的椅子上，翻閱著書中的老照片。黑衣侍者從我們的桌旁走來走去，沒人多看這空桌一眼。倘若被亞洲式的過度服務慣壞了，在歐洲就要學習耐心。他們不著急讓你喝上熱茶，當你喝完後，又遲遲不讓你買單。巴黎人已不像昔日那樣傲慢，他們說英語，隱藏在語言背後的優越感消退了，殘存在刻意保持的姿態上，或許在這家花神咖啡，他們可以保持得更多。畢竟在它的客人名單上，有20世紀的超級巨星，從阿波利奈爾、布列東到薩特、波伏娃，到了這個世紀，藝術家和思想們衰落了，羅伯特·德尼羅和阿爾·帕西諾則都喜歡來這喝一杯，和來來往往的人群相互觀賞。一份旅遊手冊上還提到其中一位著名的侍者，他是個綽號帕斯卡的業餘哲學家，據說服務過托洛茨基與周恩來。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到來時，他已經是國際聞名的革命英雄，而當周恩來在這裏遊蕩時，很難會有人特別留意他，誰會預料到他是未來影響世界的革命者？
在書中的那組老照片中，我看到了1923年的周恩來，他站在戈德弗瓦大街的小旅館的門口，身材消瘦，依舊是那張英俊、精幹的臉，短簇簇的頭發，一身有點發皺的西裝，褲子太短了，褲腳高過了踝骨，不知是縮水所致，還是那個年代的時尚。
另一張照片拍攝於1924年7月，三十多位青年人排列在一起。周恩來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這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次會議，也是周恩來參與的最後一次，他即將回國參與創辦不久的黃埔軍校。照片像是畢業生的合影，他們都年輕，都穿西裝，似乎也都麵色緊張、略帶憔悴。一些人還麵帶明顯的孩子氣，最後一排右數第三位幾乎仍是個少年，圓圓臉，頭上扣頂同樣圓的鴨舌帽，他是來自四川的鄧小平。不過他在入境時，采用的名字是鄧希賢，這是他父親的期待——希望他成為聖賢。在法文檔案上，被拚成Teng Hi Hien。
周恩來與鄧小平在巴黎的相遇和友情，日後變成了神話。人們總是根據此刻的需要來書寫曆史。在毛澤東去世前，曆史學家們很少談論早期的中共黨史，一些更為顯赫的人物，不管是陳獨秀還是張國燾，都刻意被淡忘，似乎一切曆史都是從那個湖南青年身上開始的；當“文革”結束，毛澤東的神話破滅，周恩來的形象開始躍升，在經過了如此漫長的內部混亂之後，作為這個國家的總理，他的形象卻奇跡般絲毫未損。他在歐洲的經曆被追敘，這追敘更因為鄧小平的歐洲經曆和二人的友誼，變成了新的神話。於是，那張黑白照片中的其他麵孔，還有未收納其中的麵孔，都逐漸模糊了。人們重又知道了張申府，因為他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在巴黎最初兩年內，張申府才是歐洲的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人，他和陳獨秀是親密的朋友，為《新青年》撰文描寫英法共產主義的現狀。但是與其說他是個共產主義者，不如說他是個知識上的漫遊者，他發展的第一個黨員是他的情人，而這位情人又是周恩來在天津的朋友。在從巴黎前往柏林的火車上，他給二人講述了羅素、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還有馬克思。很顯然，共產主義僅僅是他諸多的興趣之一。
如果張申府代表著傳統的知識精英來到歐洲，那麼鄧小平則是那批底層的中國青年。李石曾、蔡元培和吳稚暉在1912年創辦“留法儉學會”，他們想要鍛造一批新人。他們鼓勵學生半工半讀，在困苦和勤勞中，培養意誌與美德。他們與那些公派留學生不同，不需要通過特別嚴格的考試，也不需要太多的經濟保障。他們選擇了法國，不僅因為長期居法的李石曾在此打下的基礎，也出於他們對法國文明的崇敬。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和殘酷都被暫時遺忘了，“自由”、“平等”、“博愛”卻激發著全世界的熱忱，尤其是對那些仍生活在殖民主義陰影之下的落後國家。所以，當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時，在中文的刊名下還印上了它的法語翻譯。
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十七批將近一千六百人來到法國，周恩來乘坐的波爾多號是第十五批。倘若再加上一戰期間大量來法、戰後未歸的中國勞工，一個小小的中國工人社區形成了。法國的內政部在1925年的報告表明，有三千名中國工人和學徒。
但是，“勤工儉學”的前景沒有青年人想象的那樣美好。鄧小平的經曆頗富代表性。他在1920年12月抵達馬賽港，隻在兩所中學短暫地呆過幾個月。他的主要時間輾轉在從Hutchinson橡膠製品廠到雷諾汽車廠的車間裏。在橡膠製品廠，他還幫助他的中國同事們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