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時的我來說，在它倒塌的1989年，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曆史事件發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嘩與躁動，英國人蒂姆·伯納斯·李發明了萬維網，它隨即將人類社會帶入信息時代。一種新的情緒正在到來，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業與技術才是；地緣的劃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連接到一起，所有的障礙都將被清除，人們將分享相似的物質與精神成果；關於自由與民主的觀念探討也將暫告段落，曆史已經終結，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政治上的民主製，相輔相成，大獲全勝……
我這一代人正生活在這樣一種氣氛中。柏林牆，像是已經終結的冷戰，笨拙、陳舊、悲傷、不合時宜……但真的如此嗎？
2003年，我也是第一次去香港。同樣是第一次，對它的感受卻要強烈得多。從濕漉漉的空氣到槍戰電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說、《龍虎豹》與葉玉卿。
它與中國大陸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後來，我乘火車從廣州前往香港，羅湖站兩邊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亂、肮髒，像是一個在建的巨大工地，另一方則秩序、整潔，混凝土也學會了如何與綠樹相處。
如今，香港與廣州之間自由來往，深圳像是另一個新興的香港，至少在外觀上如此。但是，僅僅四十年前，這裏仍像是亞洲的柏林牆，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著很多類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廣東地區發生了三次逃港風潮。
逃亡是由本能驅動的，這些難民沒有政治目的，隻想獲得基本的安全。大饑荒和各種政治鬥爭，讓他們不斷地鋌而走險，很多人從深圳遊水過來，一些偷渡者表現出他們在匱乏條件下的創造力，他們在麻袋裏放滿了乒乓球，作為救生圈。他們很多人的逃亡經曆，是被遣返再結伴到來，隻要有恒心，他們總能最終到達香港市區。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動發生一年後的1962年，香港迎來了曆史最大的一次難民潮，在半年的時間內，超過三十萬人湧入這個擁擠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遲信目睹了這一景象：“在三十五公裏長的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人由內地那邊走向邊界，活像一條條大蛇從‘中國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黃昏時分，已經有一大群人聚集起來，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四五人並肩一列的隊伍，然後在本地民兵的護送下，推倒柵欄，走了過來。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農民，也有老婦和兒童。他們全都衣衫襤褸、垂頭喪氣、筋疲力盡，大多數人像是十分饑餓。”
一位叫劉千石的逃亡者代表典型的難民經曆。他在廣州附近的農村長大，因為父母經營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劃為“黑五類”。1963年，十六歲的他躲在一艘漁船底層偷渡到香港。在爬到“資本主義”的岸上後，香港的燈光給了他難以磨滅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別明亮”。
這些從“社會主義”來到“資本主義”的難民，成為香港源源不斷的增長動力。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從報紙創辦人到工會領袖，他們締造了現代香港的繁榮和進步。一個不同的社會製度，讓人們的創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隻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記得約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牆邊的演講了，甚至也很難嚴肅地對待它——它不是冷戰宣傳的一部分嗎？
同樣，也很少有人會再去認真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國大陸日漸強盛，它的榮耀早已遮蔽香港的獨特性。至於四十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劇，它是曆史早已翻過的一頁，沒有太多品味的餘地。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主義的時代，所有昔日確定無疑的價值觀正遭遇質疑。隨著悲劇的淡忘，就連“自由”、“民主”這些基本價值觀也開始被忽略和嘲諷，進而曆史感的消退開始流行。柏林牆與深圳河，這歐洲與亞洲的兩個小小的路標，提醒我們這一路走來是多麼地艱辛。
2009年11月1日
老黃與小黃
“或許有人喜歡這些老石頭，我對它一點感覺也沒有。”小黃說。他駕駛的這輛深藍色Golf正穿越殘破卻巍峨的城牆，它是古羅馬壯觀的遺跡之一。
小黃高高的個子，白淨的麵孔讓二十六歲的他更顯年輕，那雙細長的眼睛經常不由自主地眯成一條縫。他慢條斯理地講話，似乎在追求一種標準普通話的字正腔圓，或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力圖表現一種他們渴望的深思熟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