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與現實達成奇妙的結合。法老們崇拜死亡，他們一生唯有兩件重要之事，征戰、修建自己墳墓。而七千年後，這種對死亡的崇拜變成埃及的主要依靠。卡納克神廟超出預料的宏偉，即使正是遊客人頭攢動的中午時分，似乎這世界各地湧來的嘈雜和廉價的好奇心，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許的震懾力。兩三個身著藍色長袍、包著白頭巾的老人偶爾經過巨大石柱和廢墟，像是遺跡暫時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領埃及，歐洲人在二百年前到來，但所有人都隻是暫時的保管者，不知下一個托管者是誰。1849年的最後一天，英國二十八歲的南丁格爾也曾到此。比起對建築本身的驚歎，神廟地下人的生活是另一番景象：“孩子們的眼睛上沾滿了東西，蒼蠅落在上麵，母親不去驅趕它，說這‘對他有好處’，紋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駱駝舔著腳掌……”“盧克索人，”一位開羅的朋友說，“他們是最糟的埃及人。”而布萊德利更刻薄，他說盧克索是埃及喪失了尊嚴的標誌，而這種喪失與政治直接相關。
“如果說納賽爾給埃及人的禮物是驕傲，”他在《埃及內幕》中寫道，“穆巴拉克則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無恥的機會主義和缺乏尊嚴是唯一被獎賞的品質。”布萊德利給出的極端例證是盧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與西方中老年婦女的露水婚姻。金錢與性的交易這古老的主題，大部分情況是男人提供金錢，女人是性，而這裏是少年們出賣自己的身體。廉價的好奇心，甚至戰勝了神廟的宏偉。在街頭和酒吧，我四處尋找年齡不相宜的一對。在綠洲咖啡店，一個善談的英國婦女卻主動講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來不夠老，像是四十五歲上下，有著英國人少見的爽朗，大概是盧克索終年的日照讓她早已忘記了倫敦的陰霾天氣。她說起埃及可怕的結婚手續，她仍不會說阿拉伯語，丈夫比她年輕，他們開一家餐廳，叫“尼羅河的珠寶”。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國女人離去後，大衛說。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個毛發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國人，自從1969年到德黑蘭學習阿拉伯語之後，再沒離開過中東。他的咖啡店已開了將近十年，他熟悉這個城市的每個人，每個人也都熟悉他。對這些速配的婚姻，他語帶嘲諷地說：“這是盧克索最大的產業了。”咖啡店裏有過期的《外交事務》、《紐約客》，是本地的西方人與旅行者的聚會地。他說起這些年在埃及的經曆，他從未讀過《埃及內幕》與《亞可比安大廈》，卻一口咬定他們的悲觀論調既無知又荒誕。“你可以說穆巴拉克有問題，但是倘若自由選舉，他還是會當選，”他的語氣既嘲諷又肯定，“他們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礙埃及的不是領導人與政治製度，而是更深層的東西——埃及人的文化、社會心理。我似乎聽到他在說“他們就該當是目前的樣子”。一些時候，你的確覺得“他們該當如此”。
在盧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馬車夫吵起來。“我的朋友，你說給我多少就給多少。”一路上我不斷碰到這樣的小販、導遊、出租車司機、趕馬車的人。主動的示弱是另一種力量的表示。倘若你給予的沒有他們期望的多，最初的慷慨就會變成喋喋不休的討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務，都變成討價還價。他們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總是能夠得到他們期望的價格，它經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這兩個身穿藍色長袍的馬車夫，剛才還遞給我卷著煙土的香煙，和我說起英國女人如何如何，現在又突然多要五十塊錢，因為“他的馬累了，需要小費”。不知為什麼，我突然變得憤怒與煩躁，一個旅行者的種種新奇感和耐心都無影無蹤了，我開始大聲斥責，威脅著下車，一分錢也不給他們。他們又突然安靜下來，剛才的執著與生硬都消失了，滿臉堆笑、故作詫異地說：“我的朋友，你為什麼生氣，我們是朋友，你還要煙土嗎？”
我想起奈保爾對非洲人與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們擺脫了殖民者，卻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他們仍有著被殖民化的頭腦，缺乏獨立與自尊。我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他是對的。但是，我也理解他們的感受。你知道中國人是如何對待外國旅行者的。倘若你長期生活在一個匱乏的社會，見慣了弱肉強食，新到來的金錢會摧毀掉一個人最後的純真。但也有很多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人如何在壓力與誘惑下，頑強地保持自尊。在開羅的維多利亞旅館，我碰到餐廳值班的服務員，他的眼窩深陷，有一張安靜、愁苦又極富自尊的麵孔。借助一本阿拉伯與英語的字典，他和我談起他的人生。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機放著阿拉伯語老歌，一邊給我準備三明治，一邊談起他的個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學教師，從早晨九點到下午五點，在學校教課。到了晚上九點，他在這裏照管餐廳，一直到淩晨七點，房客們開始吃早餐為止。“那你什麼時候睡覺？”我問。“下午五點到九點之間，吃一點就睡，然後就是休息日，學校是周五休息，餐廳周日，這兩天我就睡個不停。”他有三個男孩子需要供養，他們要讀書、成家。這樣的生活，他已經過了二十年。他的例證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臨行前，一個在開羅工作的小夥子對我們說：“這是他們所依賴的一切，你還能指望他們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