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上十二美元與三十分鍾的時間，你就可以坐上奔馳出租車從耶路撒冷到達設在拉姆安拉的檢查關卡。幾位隻露出麵部的以色列士兵在巡邏與盤查，他們大多是二十來歲、不無稚氣的年輕人，笑容展開時，單純燦爛。作為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姆安拉是巴方政府所控製的6020平方公裏土地上最繁華的地帶，由於與耶路撒冷相接，巴勒斯坦人有機會在那裏獲得工作，還可以做一些最原始的小生意。
通過檢查關卡那道轉動的鐵門，就來到了名義上的巴人控製區。你可以看到那座仍在不斷延伸的隔離牆。“某種意義上，它就像你們的長城。”一位以色列學者解釋說。這座八米高、由堅硬的岩石與水泥構成的牆壁減少了進入以色列的自殺性爆炸者。當然，它不會知道巴勒斯坦人的感受。二十四歲的亞德·塔哈是拉姆安拉的Beirzeit大學英語係的四年級學生，他有深陷的眼睛與蜷曲的頭發，穿牛仔褲與運動鞋，喜歡美國作家Pat Conroy的作品。每天清晨他從位於東耶路撒冷的家前往學校，需要穿越三個檢查關卡。“他們（以色列士兵）讓我覺得很屈辱。”塔哈說，“他們知道你身上什麼也沒有，還拚命地搜查。”至於隔離牆，塔哈覺得那是監獄的象征：“以色列想把巴勒斯坦人圍起來。”自2000年以來，加沙與西岸地區就被完全隔開。“我從未去過加沙地帶。”塔哈說他也沒有去過傑寧等西岸地區，因為“那裏很危險，有可能被槍打中”。
隔離牆的兩端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耶路撒冷是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市，它的商業與娛樂活動就像它的宗教精神一樣濃厚。而在隔離牆的另一端，同樣享受地中海沿岸充沛陽光與溫暖氣候的拉姆安拉，卻衰敗破舊，垃圾成堆。巴勒斯坦是一個如此年輕的國家，而它的人口平均年齡也隻有十八歲。在大部分時間裏，店鋪有氣無力地開放著，這些店鋪都擁有醜陋的、千篇一律的、鏽跡斑斑的鐵或鋁合金門。
在阿拉法特正式宣布死亡的11月12日清晨，在通往拉姆安拉的克勞地亞檢查關卡四周，擁擠了更多的人，塵土更加飛揚，以色列士兵更多，盤查也更為嚴格。大批被刷成黃色的出租車拉著一批又一批本地人與仍不斷到來的記者前往市中心廣場和阿拉法特昔日的官邸穆卡塔。
是的，你可以感受到，飄蕩在空氣中的情緒更為激動了，但不像新聞媒體期待的那樣激動。自從阿拉法特在10月27日病情惡化並在28日前往巴黎治療以來，關於他死亡的這一時刻就變成一場不斷進行的演習。謠言與猜測充斥著每一家電視台與每一份報紙。他先是在吃飯時暈倒，然後發現飽經風霜的身體似乎每一處都有毛病，到達巴黎後他再次昏迷、深度昏迷、腦出血。最後，在現代醫學如此發達的今天，人們開始爭論什麼是死亡，因為不同的媒體至少兩次宣布他已經死亡。
他每一次咳嗽的加劇，都將一批新的記者帶到了拉姆安拉，他們匆匆到來，雄心勃勃地試圖比別人更早報道這一曆史性時刻對中東和世界的影響。在那個地中海沿岸的狹窄地區，有漫長的故事可以講述。一些曆史學家相信，那裏隱藏著了解世界秘密的鑰匙，蘊涵著世界上最難以梳理清楚的情感糾纏。而對更多的人來說，那裏代表著似乎永遠也不可能終結的混亂，沒完沒了的爆炸與衝突使那裏成為蘇聯解體後世界第二大新聞產地。一些既清晰又模糊的圖景主宰著人們的印象：拋石塊的年輕人、自殺性爆炸與誰也不相信的和平會談。
關於剛剛逝去的老人，他留下的印象同樣既鮮明又模糊。他顯然是我們時代所剩不多的幾位具有符號意義的政治人物，他的花格頭巾、永遠不更換的軍裝與那張似乎定格的臉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有過不同的含義，從未從舞台中央消逝過。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他與同伴創建的法塔赫組織，他成為第三世界革命陣營中的新興角色，與埃及的納賽爾、古巴的卡斯特羅、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一樣，是反殖民運動中的重要聲音。